众化与文化民族性的重建——社会理论视野中的.docVIP

　　众化与文化民族性的重建——社会理论视野中的 引 言 在1958、1959年关于新诗道路的讨论中，核心的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与它相关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新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建构--如何建构、以什么为基础建构。由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中，它必须处理古/今、中/外、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民大众等诸多复杂关系，本文无力也不准备详细地这种关系。（1）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确立为占主流地位的话语-知识型，文化与文艺领域中的民族化问题（包括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基本上被纳入阶级论的框架。（2） 正是在这样阶级论框架中，文艺的民族性几乎成为大众性的同义语，而所谓大众并不一般地指国民，而是特指无产阶级或工农兵。它既不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不包括知识分子。（3）更确切地说，所谓民族性的话语建构遵循了一个认同、两个排除的程序。一个认同，即认同人民大众或工农兵；两个排除，首先是排除西方文化，其次是排除知识分子文化--在这 * 考虑到已有不少从的角度对于新民歌运动与新诗方向讨论作了比较清晰的历史梳理，本文的分析构架主要是逻辑的。另外，鉴于诗歌研究领域已经有从本角度对于新诗讨论的研究成果，本文的重点是阐述这个讨论中体现的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 （1）、可以参见拙著《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第一章被迫的现代化与文化认同的两难--兼论现代中国民主主义的两种取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2）、阶级论框架在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中已经非常普遍，尤其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家几乎没有例外，但依然没有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 （ L），接纳一个国家内的多元文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语言等。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国家，应当允许其某些国民有权作出选择，允许他们不支持那种理想化的文化统一理念，而保留自己的看法。民族主义的这种二重性对我们正确理解与评价58、59年的新诗民族性问题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一方面，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鉴于国际环境的压力，致力于寻求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文化同一性的建构是这个中国特色现代化工程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建构文化同一性的过程（新民歌运动与新诗方向的讨论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没有正确处理国家内部的文化多元性与多样性，没有贯彻民族文化认同的民主原则，而是不恰当地使用了文化权力乃至政治权力压制与主流话语不同的声音，教训十分深刻。 （转载自f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edited by Stuart Hall , David Held and Tony McGreagined 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1991。 （2）、《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第177页。 民族风格与大众化 历史地看，把大众化与民族化联系甚至等同起来，这样一个建构文化民族性的方案并非始于1958年。至少在30年代末的民族形式讨论中这一等式已经确立（其实还可以追溯到30年代初期的大众化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拟涉及）。在五四启蒙主义语境中，占据主流地位文化民族性建构方案是激进的全盘西化，即通过全面引入西方现代文明（被等同于先进的文明）重建中国的民族性。但到了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集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洋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被确立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性）的标准。这是一个与五四时期的精英主义立场迥然不同的大众主义立场。这个经典论述在当时的左派文艺阵营中占主流地位（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与1958年的讨论仍有相当大的区别）。艾思奇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中的一段话值得注意： （ Lw.nsEAc.编辑整理） 我们的新的生活，新的，新的体验，要求我们要有新的文艺。这 文艺不但是新的，而且是民族的，也就是大多数民众所接受的，它能够被 民众看做自己的东西。直到今天，我们有新的文艺，然而极缺少民族的新 文艺，我们的民族的东西，主要地是旧形式的东西。（1）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几个重要的论断。首先，所谓民族性也就是大众性，只有大众接受并喜欢的形式才是民族的形式；其次，五四的新文学虽然是新的，但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