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论文之乡土乌托邦的追寻.docVIP

　　现当代文学论文之乡土乌托邦的追寻 　　摘要：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乡土文学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沈从文与黄春明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创作上既存在着共同点，又有各自的特异性。本文将从相同的乡土姿态与不同的价值选择两方面来比较他们的乡土世界。尽管二者的价值立场和批判角度不同，却以同样深厚的力度对乡土世界进行了多维观察与深入透视，展示了它温情脉脉却又藏污纳垢的风貌。 　　关键词：沈从文；黄春明；乡土世界比较；文化价值选择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昔日那个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便从烟雾迷蒙中浮现出来。乡土，一个凝固的静态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便成为思想家、艺术家关注的焦点，乡土文学也从此才真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1]。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乡土文学都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两岸的乡土文学创作在汉文化的维系下互相碰撞、交融、发展。成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把沈从文当作自己文学上的爷爷，对比二者的创作，便不难发现两岸乡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一、乡土的姿态 　　故乡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实有的地理空间，二是作家在离乡后回望家园，自发构建的内在心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他更代表了作家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2]。 　　沈从文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也始终以乡下人自居。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城市文明固执的偏见与厌恶。他以乡下人的身份来到城市，在这现代文明的滥觞之地却找不到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始终处于一种漂泊、孤独、焦灼的状态。于是转而面向乡村，描写故乡湘西，成为他创作的立足点。姑且不论这种选择是对传统文化的挽救与缅怀还是在都市遭受挫折后出现的人格退行，沈从文选择逃离城市，在乡村寻找供奉着健全人性的希腊小庙，无疑为他和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结束了无根的漂泊状态。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为人们找到了灵魂的居所，同时也为正当少年的黄春明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的门。中学时代的黄春明特别爱写作，而这爱好又得自于他的国文教师王贤春老师的启蒙。她私下把沈从文的小说送给黄春明，鼓励他从事文学创作。沈从文的故事让黄春明感动不已，从而使他意识到了文学的力量。因此，黄春明说：我有两个爷爷，一个爷爷是生我爸爸的，一个爷爷是沈从文。[4]沈从文的乡土写作将黄春明带入了文学的世界，并作为一种资源影响着黄春明以后的文学创作。60年代到70年代初，台湾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现代工商经济的冲击下，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乡村处于整个台湾经济结构的底层。对于古旧、淳朴、率真的传统感到深深眷恋的黄春明陷于忧虑之中。另外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背景，传统乡村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祖国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对抗。情感上亲近祖国家园，理性上却顾念到现代化带来的文明进步，这种两难的困境再加上台湾社会特有的孤儿心态使得黄春明更深地陷入了无根的惶恐之中。相同的困境，同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为家国忧心忡忡的心境，以及对于故乡的深厚感情使得黄春明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于是，为了缓解这种惶惑，黄春明也将目光瞄准了乡土社会，将文学心灵扎根于自己的故乡宜兰。 　　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所带来的文化无根感将沈从文引入了湘西，而由社会政治的剧变带来的现实无根感将黄春明引入了宜兰。时隔30余年，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将文学之根、人生之根植入到故乡的沃土中，在乡土社会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故乡在他们的笔下便不仅具有了地理意义，更具有了心理意义的层面它是理想的载体，诗意的栖居。沈从文曾说：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该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是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5]他的这种择美而遮丑的观点在创作中得到了印证。他的故乡边城是一幅恬静写意的艺术风景画，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6]。他在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7]的翠翠、夭夭这些湘西世界里的纯美小女子身上寄寓自己美的理想，在亲手放倒了六个敌人的虎雏身上寄托了对生命强力的赞叹，用美丽的梦幻构筑了与现实人生遥遥相对的理想宫殿。黄春明也同样是用满含赞美的笔调为我们描画出了一个充满田园风情又举步维艰的宜兰世界。阿明烤草螟猴的童真野趣、爷孙俩共扎稻草人的天伦之乐，让我们领悟到了乡民的快乐与质朴；青番公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家园的骄傲和期盼；而阿盛伯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游泳池的憎恶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乡民的执拗与悲怆。这些小人物就是黄春明作品的主角，他们面对尴尬的生活境遇，却从不向命运妥协，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