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和夷狄：两种文明砥砺(2012-08-08).doc

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2012-08-08 03:51:53) 　　韩毓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自周代起，中原文明核心区的人民，便按照方向，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称呼周围的部落（当然，这种称呼不是固定不变的，亦有西狄和北胡这样的说法）。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夷狄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表示“不满”—即进行“自我批评”，这自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落后，现实迫使他们正视自己的落后，而希望文明化。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在接触和观察中原文明、与之往来角逐之际，夷狄们亦善于分析、观察、透视中原文明的弱点，特别是发现其华而不实、好说不练（即今人所谓“谁打我我便骂谁”的嘴硬）等深刻缺陷—而这恰恰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文明核心区成员们，自己所最难以觉察得到的事实。 　　当夷狄进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华夏的批评，于是就变成了华夏文明的自我批评、成为华夏自我更新的动力，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华夏文明倘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从而对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便会兴旺发达，推陈出新；而如果仅将夷狄们看作野蛮人、大傻瓜和跳梁小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不免要陷入“求荣取辱”、“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的循环。 　　这可谓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墨法思想与秦的富强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卫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壁，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极不悦耳）；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唯独在秦地能够大受欢迎。 　　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纯朴的戎狄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正因为文明发达，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 　　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 　　秦的改革蓝图，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 　　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不楛”。荀子所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的甦生，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汉废秦法与贵族的兴起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武帝迷信文辞，政治上往往“不问苍生问鬼神”，于经济上实行盐铁专卖，终使国库足而帝室富，且帝室的财富尤胜于国库，然而，不幸亦接踵而至：皇帝家产愈大、宫廷愈富，外戚、宦官的力量则愈强，如此一来，国家势必要以宫廷为中心，形成一个奢侈腐败的渊薮，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混战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