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士族关系.doc

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的关系 九品中正制确立于曹魏时期，在两晋时期发展到顶峰，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确立后，九品中正制随之衰亡。与之相应的是，门阀制度渊源于东汉，正式形成于西晋，到东晋时发展到鼎盛期。到南北朝，门阀地主逐渐转向衰落。到了隋唐以后，由于中央执行了一系列打击门阀地主的政策，从而使整个门阀地主趋于崩溃。那么，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士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门阀士族与九品中正制的形成 两汉时期主要以察举和征辟作为选官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乡闾清议的方式来对人物进行评价，看其是否符合经学与德行的标准。东汉末年，察举制已经被门阀士族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此外，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天下大乱，战争不断，导致了“人士流移，考详无地”的局面出现。这样一来，乡闾清议便由于失去了社会基础而不能进行下去。 曹操当政时，许多世家大族认为曹氏出身卑微，不屑与之合作。鉴于这种情况，曹操曾三次颁布求贤令，大胆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他认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明确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要起用他们来治理国家，来带兵打仗。这无疑是对当时强调德治和仁孝的儒家思想的一次巨大的冲击，也是对当时用人标准的一次大纠正。指导思想的改变，引来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对巩固曹氏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逐渐改变了东汉以来由门阀士族主持乡闾评议和控制选举局面的形势，从而为建立新的选举制度创立了条件。这就使得门阀士族失去了操纵选举的特权，他们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受到了威胁。于是，这些门阀士族与曹氏政权出现了矛盾。后来，曹丕为了能够在代汉称帝时得到这些门阀士族的支持与拥护，就接受了出身颍川士族、时任吏部尚书的陈群的建议，正式确立了九品中正制度。 门阀士族与九品中正制的兴盛 九品中正制在前期对门阀士族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主要靠设置“中正”这一官职。朝廷在州设大中正（或称“中正”），在郡设中正（或称“小中正”）。在魏晋时对中正官的授予权掌握在中央的司徒府，充当司徒的人大多来自于门阀士族，所以司徒在地方州、郡所设置的中正官也大多都来自于门阀士族。而且，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各地中正官对本地的士人根据其家世、道德、才能进行评议，定出品第，再将名单交到司徒府审核，最后由司徒府将审核后的名单送到吏部，吏部根据这份名单来选拔官吏。这样，这些门阀士族就牢牢地掌握了国家大小官员的选举权。 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发展，门阀士族逐渐地掌握了官员的选举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与经济实力。于是，门阀制度在西晋时期正式形成。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予以确认的制度。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在法律上按门第、家庭系统的社会等级世袭特权”。 门阀制度的确立，为此后门阀士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为了确保士族门阀阶层的世袭特权地位，按照九品中正制的有关规定，凡取得中正所定品级，尤其是上品高级者，一般即可获得成为“士人”的“士名”，同时也就获得担任相应官品职务的预备资格；而获得“士名”、成为“士人”、跻身“上流”、定为士族者，还拥有一种特别户籍，即“士籍”。所谓“士籍”，即在国家控制管理的编民户籍上加注其士族“籍状”。这样，就将士人与其他普通人区别开来，为门阀士族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东晋时期，随着皇权垂拱、门阀当政现象的出现与发展，门阀政治形成。在这种形势下，门阀士族的势力继续发展壮大，又促进了九品中正制的发展。 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门阀士族的发展壮大；反过来，门阀士族的发展壮大，又将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推向高潮，九品中正制在两晋时期发展到顶峰。 门阀士族与九品中正制的衰亡 东晋后期，门阀士族开始腐朽。门阀士族的势力不断膨胀，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得这些门阀士族出身的子弟们，终日寻欢作乐，不思进取，一味地贪图享受生活，与人攀比富贵，空谈玄学，生活萎靡，思想腐化。在门阀士族势力不断增强的同时，这些人却开始堕落了。 《世说新语·汰侈》中有这样的描述：“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迄，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者甚众。恺惘然自失。”从这段文字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门阀士族沉迷于与人攀富争豪的极度奢侈生活状态中，逐渐变得腐化堕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