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归化及异化在文学翻译遭遇文化冲突时选择.docVIP

探析归化及异化在文学翻译遭遇文化冲突时选择什么是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 针对英美归化翻译的传统，高举结构主义大旗的美国著名翻译家LawrenceVenuti(韦努蒂)在1995出版的《译者的隐形》一书中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 和异化“foreignization”[5]。所谓归化，就是当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某些无法逾越的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障碍时，如果采取异化法就会使译文晦涩难懂，这时译者就会将译文纳入目标语语言文化规范的轨道；所谓异化，就是说，译文不仅要忠实地表达作者所说的内容，也要尽量地展现作者的表达方式，以便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现原作在语言文化上的特色。简言之，异化要求译文接近作者，而归化则要求译文接近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归化法相当于意译，异化法就相当于直译。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1813年德国著名神学家、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的第一种方法“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称为“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而将第二种方法“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Lawrence Venuti，1995：20)。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source language)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target language)读者靠拢，采用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作为两种翻译原则，“归化”与“异化”的争议由来已久，两者主要是对“语言转化过程中两种语言符号的本身结构差异与通过语言形式表现的文化差异作出的不同处理”(胡翠娥，2000)。“异化”论主张直译原文的语言形式，保留原语言隐含的文化因子，“归化”论主张以地道的译语表达形式和相应的文化因子进行翻译。 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与语言文化冲突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语音，韵律，节奏，词汇，短语，搭配，句法和篇章结构等等，下面通过一些例子来讨论归化和异化在文学翻译中的选择和运用。 例如：I love my love with an E,becauseshe’s enticing; 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gaged; 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 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 her name’s Emily, 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Dickens:《David Copperfield:163》)。董秋斯的译文是：“我爱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ticing(迷人的)；我恨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gaged(订了婚的)。我用我的爱人象征Exquisite(美妙)，我劝我的爱人从事Elopement(私奔)，她的名字是Emily(爱弥丽，她的住所在East(东方)。”可以看出，董秋斯虽然译出了原文的文字游戏，将字母采用中英文相杂的方法得以体现，但译得别扭，甚至让人感到费解。试比较张谷若先生的译法。“我爱我的爱，因为她长得实在招人爱。我恨我的爱，因为她不回报我的爱。我带着她到挂着浮荡子招牌的一家，和她谈情说爱。我请她看一出潜逃私奔，为的是我和她能长久你亲我爱。她的名字叫爱弥丽，她的家住在爱仁里。”译文并没有把重复出现的字母表现出来，而是将它巧妙地译成汉语的双元音ai(爱)，除了将east译成“爱仁里”有些牵强外，还是很巧妙地传达了原文的语用意义和言内意义，读来朗朗上口。对比上面两种译法，董译采用异化方法，坚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主观认为译文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足以正确理解译作；而张译则大胆采用归化方法，运用汉语意合的特点，不束缚于原文的英文字母e，合理地将她归化翻译成汉语的“爱”，使译文成功地跨越文化冲突之沟壑，充分再现原文之神韵。 例2 With Franco,I started from point of hostility,discovered how profoundly he had been misrepresented and reached the stage of “grudging admiration.” 译文：对于弗朗哥，我最初是怀有敌意，后来却发现人民对他有很大的误解，终至有了“三份仰慕之情”。 例2中“grudging admiration.”的搭配如按字面译为中文显得生硬古怪。这种语言差异造成的词语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