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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技术分析资本金补充和呆坏账核销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两个基本难点，目前的所有可能改革方案也必然从这两个角度入手。从当前的所有讨论看，资本金补充无非四种可能性：发行次级债券、中央财政注资、税前利润冲抵、其他资产变现转化为资本金；坏账处理也不外乎两种形式：外部剥离与内部消化。 有三个前提条件决定了国有银行改革只能靠坚持外部财政支持：第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所积累的主要是改革成本；第二，依靠内部自我化解风险是一个长期过程，而风险具有自我繁衍扩散的可能；第三，坏账长期积累在国有银行内部必然导致道德风险的高涨和经营积极性的低下，新的经营风险与老的历史包袱将成为纠葛不清的问题。 从资本金补充看，四种形式的法律关系与经济后果是不同的。 次级债权发行是一种外源融资，也是一种市场化的筹资形式。这里的技术问题是向谁发行、发行额度、发行价格与发行频度。对国有银行而言，发行次级债的优势在于不会改变机构的盈利状况，且可以在短期完成资本金补充；劣势是必须支付相应成本，且受到市场容量与价格的制约，吸收的资本额度存在不确定性。今年9月因银行间市场资金趋紧导致的国债发行流标就是市场容量限制的一个体现。 中央财政注资在法理上是合理的，因为国有银行承担的是改革成本，所以国家有义务承担相应责任。其优势是银行资本金来源与原有资本结构的一致性，不会构成所有权冲突；但劣势就在于中央财政的承受力。随着每年1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的扩张，资本金补充必然面临水涨船高之势，持续的财政资金投入似乎不符合公共财政开支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 税前利润冲抵也许是道德风险最低的方式，因为国有银行将自行承担相应的行为责任。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时间过长，假定每家银行资产按1000亿元增长，则按巴塞尔协议对8％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每年用以补充资本金的利润至少要达到80亿元，比较一下银行盈利就显然可以发现，依靠自身盈利补充资本金将永远追不上资产扩张的速度。二是合理性值得探讨。由于国有银行现有规模是历史形成的，资本金补充便不能不兼顾历史与现实两种因素。 其他资产变现是依靠商业银行现有资产调整补充资本金的一条路径。但是并非所有银行都能拥有足够的可变现资产，且不伤元气。 上述四种途径并非互相排斥，若能精心设计顺序，则可以结合使用。财政注资应该是第一步，先部分地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随后变现部分非信贷资产，自行补充资本金。这两步可以是一次性的。但是，由于银行资产规模不断扩张，可以考虑把年度利润抵补和发行次级债作为常规性资本补充工具。这样，国家承担了改革成本，国有银行自身又必须相应对自身经营后果负责，风险分担机制相应得以优化。 从坏账处理看，外部剥离与内部消化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 资产剥离属于危机管理中的非常举措。既是非常，则不可常用；既是非常，则必须用足。不可常用是指不能无休止、一次次剥离；如若不然，国有银行的依赖性将十分强烈，管理激励也就形同虚设。必须用足是对应于不可常用而言的，如果剥离留有“尾巴”，则国有银行必然要求今后多次剥离，结果是把剥离作为常用手段。因此，相对较优的安排是核定某年以前的不良贷款存量，按照中央财政与机构可接受的比重一次性剥离。此后的经营责任完全属于国有银行各级管理者。内部消化是通过提取呆账准备金（俗称拨备）后，以历年利润冲抵不良贷款。可想而知，前者手段峻急，但需要遏制道德风险；后者属于温补，但缓不济急。同样，两者结合的政策组合应该更优。 不过，不良资产处置与资本金补充仅仅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紧迫问题之二，远远不是全部。困扰银行业的还有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备、风险内控薄弱、金融产品开发动力不足等诸多现实问题。现实地看，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而言，巨额不良资产存量并非一个真正的大问题，真正应当关心的是，新增不良贷款能否得到自发遏制？或者说，通过改革能否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制度，以形成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