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市场风险 发展市民社会.docVIP

降低市场风险 发展市民社会任何一只股票或金融工具都有其“特殊风险”，即可以通过金融资产的“最优组合”加以分摊的风险，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金融的“市场风险”，即无法通过“最优组合”分摊的那部分风险。成熟资本市场的金融风险大约七成左右可以通过优化投资组合来分摊，其余三成是市场整体的风险，也可以叫做“社会风险”。在成熟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往往能够通过持有15种不同风险方向的资产来把投资风险降低到30％以下。可是在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的资本市场里，“社会风险”高达七成。投资者即便持有上百种不同风险方向的资产，依然无法把自己承担的总风险降低到70％以下。 当代中国人生活在“高风险社会”里，当代中国人的行为，理性地、可预期地、倾向于是“短期”的。可是当短期行为蔓延开来成为社会主流的行为模式时，整个社会的风险将遵循所谓的“马太效应”而无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整体风险超过某一默契的“度”以后，理性的投资者将不再信任市场里流通的任何重要“信息”，整个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将大大下降。 近期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且难以回避的挑战之一，是通过下列途径降低金融的市场风险：（1）增加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可预期性；（2）改善资本市场的各类支撑体系――财务、审计、监管、法律、以及对预期行为的“共识”；（3）利益群体的多元化；（4）重要信息的流动性和可流动信息的完备性。以上诸途径相互作用。 那么，同时（即整体性地、配套地）通过上列四条途径降低金融的市场风险的途径是否存在呢？从目前呈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来判断，这一整体良性化的社会演变途径是可能的，那就是被康德称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用康德的语言表述：为缓解许多个体的不同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人们需要一种被称为“市民社会”的社会秩序来规范每一自由意志。 为了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我把“中国市民社会”定义为：独立于在旧体制和新体制下迅速扩展的“政府”权力领域，独立于主要由西方跨国公司营造的“企业”权力领域，和独立于传统悠久但正在瓦解的宗法社会的“家庭”权力领域的“第四度空间”。这或许平行于哈贝玛斯论述过的，对西方市场经济和公民参与意识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这样的公共领域里，人们按照自愿原则、公益原则、非营利原则、和非政府原则，结成目标各异的“社团”和“媒体”，并基于哈贝玛斯所讨论的理想状态下的“交往伦理”发表观点各异的“公众见解”。在各种“见解”的自由竞争中，人们能够听到比较客观和完备的信息。同时，在公共领域里，人们也学习批判性思考和独立综合各方面见解的能力，从而能够获得“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中国市民社会”，如果能够获得发展，将从下列诸方面导致市场风险的下降：（1）独立于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公众舆论和自由言论将导致审计、监管和法律等支撑体系的改善；（2）健全的交往理性将使得人们对可预期行为的共识更加稳定；（3）“第四度空间”的扩展将有效抑制来自政府官员、企业集团和家族势力对资本市场的干预；（4）言论自由与负责任的言论将使“新闻”职业化，从而导致更广泛、更客观的事件披露和更有效的舆论监督；（5）社团，尤其是“中产阶级”社团的存在与发展，将直接缓解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剧烈冲突，从而导致社会整体风险的降低。 此外，“市民社会”还直接构成“法治市场”的社会基础。很难设想任何“良法”体系能够在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之间剧烈冲突的环境内，不沦为形式主义的“文牍”官僚体系，如果不是演化为更糟糕的“恶法”的话。 尽管中国市民社会有着上述的种种“整体改革”的优越性，它的培育与发展却全然不是容易的事情。只要看看“社团”或“NGO”在中国的尴尬处境，就不难想像“中国市民社会”将遇到的种种困难。 正常社会的建构与运行，依托在五个层次上：（1）道德共识，（2）宪法结构，（3）政治体制与政府设置，（4）资源配置及其规则，（5）个人行为及其模式。当社会运行的某一层面发生了本质性的困难时，正常的社会结构要求我们把目光更向上移动，从上层结构中寻找解决困难的途径。在这里，如果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遇到了本质性的困难，那么，解决这类困难的途径应当隐含在宪法层次和道德共识层次中。只有认真对待我们的宪法权利和我们社会的道德共识，我们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才有可能获得最终的保障，并且在这些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上面所界定的中国市民社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