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农治水看村民小组长功能.doc

从小农治水看村民小组长的功能 ——以江淮农田水利调查为例 HYPERLINK /xuezhe.asp?Field=Authorkeyword=贾林州 贾林州 　　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秦商鞅“开阡陌、编什伍”，汉行“伍、什、里”，后经唐、宋，一直延续至清，演变为“牌甲制”，民国则行与“牌甲制”极为相似的“保甲制”。可知，几千年历代王朝皆行保甲之实，以对上利于国家管理统治，对下便利乡土自治。　　在内卷化的基层政权与农民革命的历史周期中，对基层政权的改革实为必然。但矫枉过正，则会引发新的问题。　　　　一、改革中的乡村基层政权与村民小组长　　　　自九十年代末税费改革，尤其是2004年中央对农免税和推行乡镇机构改革以来，乡村两级基层政权组织的治理权力的弱化，成为近十多年来的基本趋势。　　在中央摆脱负担的利益驱动下，不仅乡村两级组织对农收取的所有各项税费全部被免，义务工、积累工被取消，而且乡村两级基层政权被大量裁员，机构被改革或被重组，在官僚机构对基层治理失效后，换之以渴望的低成本的市场手段。甚至，为获得政权的合法性，直接绕过基层政权，实施对农直接补贴。　　据笔者在安徽、河南及湖北等地的调查，税费改革以来，村民小组长（甚至村两委）要么实质上被架空，基本名存实亡，要么就干脆被地方政府强制取消。当然，后者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小组长构成了国家政权的最末梢，是基层政权组织联接群众的纽带，同时也是基层治理得以实现的信息网络与组织基础。在2009年的全国抗旱浪潮中，江汉平原某镇给我们提供了二种截然相反的典型案例。　　　　二、农田水利合作困境：取消小组长推波助澜　　　　在湖北省以钱养事的市场化改革和地市有关文件精神的指导下，江汉某镇于2007年和2008年向各村下发文件，要求取消小组长，并配之以市场中平等交易的管水员和协管员来协助完成下达的任务与要求。　　但实际情况是，各村都对此政策极不满意，2007年镇政府与县政府的文件政策各村基本都不彻底执行，直到2008年初再次下文强调，许多村庄才基本取消小组长，但仍有一部分村在取消小组长后感觉群众工作没法做，群众意见也很大，没有个带头的，很多公共的事情都做不成，于是就重新由各组内部协商，再次选举了小组长。　　友村、马村和文村村两委按镇里的政策，取消了小组，并在原小组内设立用水户协会会长和协管员。用水户协会会长负责农田灌溉、防汛等相关事宜，协管员负责配合村里的计生、安保等其它事务。一般情况下，用水户协会会长与协管员由同一人担任，村书记说，“分开太麻烦。”而由村委班子成员的村民组就由班子成员代理会长和协管员，以节省开支。　　本来乡镇机构改革就将友村和文村所依赖的友好泵站推行了市场，实现泵站与农户的直接对接。在没有取消小组长前，小组长还能依靠自身的权威与政权的组织权威，来保证治理组内的钉子户，收取水费，实现农田合作灌溉。但小组长的取消几乎彻底打破了这种村民小组内部的势力均衡。　　文村的许自然村有五个村民组，本来都是集体用水，由组长负责统筹水费，摊费入亩，多退少补，动员全组到友好泵站打水。但由于小组长的取消，村两委和各组群众不得不寻思改变农田灌溉的组织方式。最后各组群众商量的结果是，有村书记和主任所在的村民组仍实行集体用水，这是由于村两委及班子成员在群众中的威信达成的制度均衡。另外两个组老组长人好，在群众眼中有威信，由小组最后确定由他们对组内的农田灌溉用水实行承包，每年每亩80元。而另有一个组，由于没有人愿意出头，最后只得自己单干，或几户合作靠堰塘抗旱。　　而马村虽然村两委也比较有威信，书记有本事，能从外面动员更多的资源。但是由于离泵站太远，从2007年开始，本来就由于水路远打水成本高而合作困难的各组，便陆续退出泵站浇灌系统，到2009年只有一个小组的十几户农户还一起到泵站打水。但由于无法解决钉子户治理和组织成本过高的难题，其它七个小组的用水合作陆续散伙，转而打井和靠堰塘来灌溉。而这一成本是极高的，不仅打井的投资要数千元，而且配套设备的折旧相当之高，更不用说挖堰占地的机会成本，以及小水利无法应对大旱的风险成本了。平均而言，依靠小水利的成本约合每亩150元，　　但这还没有计入风险成本。2009年全国大旱，马村绝收田亩近二百亩，占全村田亩数的近7%，冬播则比往年少播近千亩，占全村田亩的近35%。更严重的是，三年来依靠水井灌溉，造成地下水位下降20多米，二年前打的40多米的小井在2009年全部不能用了，这种生态成本也是无法估量的。　　　　三、友村五组抢堰：取消小组长的直接恶果　　　　村两委实力弱的友村各组自然不可能避免马村单干的命运。但更糟糕的是，在友村五组的农田灌溉中，由于组长撤消，混混势力介入进来，直到导致五组的弱肉强食规则横行。　　友村五组一直以来组织权威就不强大。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