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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的性情与境界 　　饮茶因态度、方式不同，而有趣味上的差异。在古人看来，最属高格的，便是清灵、淡泊的雅趣，及对之通灵般的体味。就此而言，?茶便与文人士大夫们对超凡脱俗生活及闲散优雅情致的一般所求颇相吻合。 　　饮茶之所以有这样的性能，又是与古人对茶本身的品性的认识分不开的。茶生于灵山妙峰，承甘露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而秉清灵、玄幽之禀性。在古人对各种植物的推崇中，如果说于其他花木的偏爱，还多重于它们与人世之情操、情绪的投合上，那么对茶的钟爱，则是由于发现了它固有的脱逸超然的情趣，更合于归顺自然的心理。古人以为“茶于草木为最灵矣”，是“草木之仙骨”，“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宋人宋子安《东溪试茶录》） 　　古人诗词中咏茶者，多是能体悟个中三昧的，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云：“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犹同甘露饭，佛事熏毗耶。”韦应物《喜园中茶生》云：“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又有李白“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陆龟蒙“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颜真卿“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等等。苏轼还曾专为茶写过一篇小传，来标榜它的这一品性。其传题为《叶嘉传》，取喻于陆羽《茶经》开篇句，将茶看作“嘉木”。在文中，有人将叶嘉荐给汉帝时，就说它“风味恬淡，清白可爱，颇负其名，有济世之才”。但后来叶嘉辅政不遇，被逐出王宫，从而就归其原出，不久，叶嘉的子孙“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乐山居”。 　　古人这就很自然地多将茶置于其他饮料之上。张载“芳茶冠六清”之语，即指茶要更优胜于水、浆、醴、凉、医、酏等六种饮料。特别是，古人又常将茶视为酒的对立面，相比之下，酒投合、激发人的世俗欲望，而茶则涤除、消停人的这一欲望，酒多与混沌、冲乱的心智相连，茶则导人趋于清明、爽远，因而就有以茶醒酒、消酒之事。皎然曾作《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内有“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举茶而抑酒，并讥笑陶渊明嗜酒装风雅的情态，因其根本不知还有更为清高的茶在。 　　这样，饮茶的情趣便实际上与人的性灵相关，由茶及人，或由人及茶。屠隆《考??馀事》云“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又云“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进而，就茶固有的品性论，它又在饮用中成了“高人”与俗人的界分。苏辙诗“一啜更能分幕府，定应知我俗人无”，便是这种观念的表述。徽宗赵佶说得更玄妙些：“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朱权的看法与之类似：“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自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再进一步，在佛徒们那里，饮茶就往往与禅悟联系在一起。 　　由此，文人士大夫们最为推崇品饮时的清趣、雅尚。为取得这样的效果，他们一般反对常俗的饮法，即在茶中掺以刺激性的作料，或煮之过老，或大腹痛饮。陆羽把加放葱、姜、枣、桂皮、茱萸、薄荷等配料，煮之而沸的饮茶，视为“沟渠间弃水”，求茶重在“隽永”。茹敦和视俚俗用糖梅、红姜片等果子沏茶是“大煞风景”主事。蔡襄以为在贡茶中掺入龙脑等香料会夺茶性之真。陈点慧以为，“淡者”是品茶之正道；黄庭坚将茶中兑盐看作如“勾贼破家，滑窍走水”；冒襄也以此为“鄙俗”，会害其清淡。冒襄还认为善品茶之人，每次不宜超过三四瓯，并“徐徐啜之，始尽其妙”，而像卢仝那样俄顷下肚七碗者，实在是有“鲸吞虹吸之状”，跟壮夫喝酒无二异，离茶道则甚远。 　　为与茶性的冲淡、清和相投合，古人喝茶很讲究环境。在室门内，则需凉台静屋、明窗曲几之类，而尤以野趣为好。或处林竹之荫，或会泉石之间，或对暮日春阳，或沐清风朗月。现存的古人吟茶诗中，便以诵咏野趣的为多。如柳宗元“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陆游“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苏轼“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谢应芳“星飞白石童敲火，烟出青林鹤上天”，德祥“寂寞南山下，茶烟出树林”，孙一元“眼底闲云乱不开，偶随麋鹿入云来。平生于物元无取，消受山中水一杯”，吴苹香“临水卷书帷，隔竹支茶灶。幽绿一壶寒，添入诗人料”，描绘种种情景下的饮茶兴味。最典型的莫过于朱权《茶谱?序》中称道的： 　　挺然而秀，郁然而茂，森然而列者，北园之茶也；泠然而清，锵然而声，涓然而流者，南涧之水也；块然而立，??然而温，铿然而鸣者，东山之石也；癯然而酸，兀然而傲，扩然而狂者，渠也。渠以东山之石，击灼然之火；以南涧之水，烹北园之茶。自非吃茶汉，则当握拳布袖，莫敢伸也。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物玩世之事，岂白丁可共语哉。予法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以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