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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化组织 投稿：方隨隩 John W. Meyer Brian Rowan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张永宏 何新发 译 许多正式的组织结构的兴起是理性化的制度规则的反映。在现代国家和社会，规则的精细导致正式的组织结构的扩张和复杂性的加大。制度规则具有神话功能，促使组织形成，获得得合法性、资源和稳定性，提高组织生存的可能性。结构与制度环境的神话趋同的组织——与主要为技术生产和交换需求而构建的组织相比——会减少内部协调与控制，以保持合法性。结构之间会出现分离，结构与组织的内部运作活动也会产生分离。信心和真诚善意的逻辑取代了协调、检查和评估。 正式组织通常被理解为协作和控制的活动系统，一旦工作嵌入在复杂的技术关系和跨边界交换的的网络中，就会产生这样的系统。 但是，在现代社会，正式的组织结构是在高度制度化的背景中产生的。专业、政策和计划都是伴随着产品和服务而创造的，它们被认为是理性地制造出来的。这催生了很多新的组织，迫使现存的组织吸收了新的做法和程序。也就是说，组织迫不得已去吸收广为流行的组织运作的理性观念和社会的制度化所定义的做法和程序。这样做，组织就可以提高合法性和生存的可能性，而不管习得的做法和程序的直接效果如何。 制度化的产品、服务、技术、政策和计划具有强大的神话功能，很多组织仪式性地采纳之。但是与制度化的规则一致往往与效率标准产生尖锐冲突，反过来，为促进效率所作的协调和控制活动又会削弱组织的仪式性一致，牺牲对组织的支持和组织合法性。为了保持仪式上的一致性，体现制度规则的组织就会倾向于通过松散结合，即把正式结构与实际的运作活动分离，来保护正式结构免受技术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冲击。 本文认为在后工业社会（Bell，1973）很多组织的正式结构显著地体现了制度环境的神话， 而不是内部运作活动的需要。第一部分回顾了广为流行的正式结构起源的理论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部分讨论正式结构的一个新的来源：嵌入在制度环境中的神话；第三部分则提出了一个观点：体现制度化环境的组织将正式结构与实际的内部运作活动分离；最后一部分以讨论一些研究启示作为总结。 贯穿全文，制度化的规则都明显区别于主导性的社会行为。制度化的规则是类别系统（classifications），它们把社会建构成为不断重复的类型化（typifications）或解释（Berger and Luckmann，1967：54）。这样的规则可能是广为接受的，可能是公众舆论或法律力量所支持的（Starbuck.1976）。制度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社会期待的义务，而且常常作为一种行动者必须考虑的事实而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制度化意味着这样的过程，通过这些社会过程，义务或现实在社会思考和行动中获得了类似规则的地位。例如，医生的社会地位就是高度制度化的规则（既是规范的，也是认知的），包括治病以及由具体的行为、关系和期待所构成的社会角色。研究和发展是组织活动中的一种制度化的类别，在社会的许多部门都有意义和价值，亦是实际的研究发展活动的集合。在一个更微观的意义上，一个“不要吸烟”的标志是有着合法地位和含义的制度，也是管制吸烟行为的一种努力。制度规则可能影响组织结构及实际技术运作的实施，这种影响与构成和围绕一个特定的组织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的网络所产生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广为流行的正式结构理论 一个组织的正式结构与其实际的日常运作活动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式组织是各种活动的蓝图，首先包括组织结构图，罗列了办公室、部门、职位和项目。这些因素与明晰的目标和政策相联系，构成一套理性的关于如何做、达到什么结果以及内部运作怎样配合的理论。现代科层组织的本质在于这些结构要素以及将这些结构要素联系起来的目标的理性化及非人格化。 组织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说明理性化的正式结构兴起的条件。在常见的理论解释中，理性的正式结构被认为是协调和控制现代技术或运作活动涉及的复杂的关系网络的最有效的方式（Scott，1975）。这种观点源于韦伯（Weber, 1946、1947、1952）关于历史上科层制的出现是经济市场和集权国家的后果的讨论。经济市场的前提是理性化和协调。随着市场的扩大，在特定领域内的关系网络变得日趋复杂和分化，在这个领域内的组织必须处理更多内部和跨边界的互动。诸如规模（Blau，1970）和技术（Woodward，1965）的因素增加了内部关系的复杂性，组织内部的劳动分工也增加了跨边界的问题（Aiken and Hage 1968；Freeman1973; Thompson 1967）。 由于在这些条件下协作需求的增加，以及正式协调的运作具有竞争优势，具有理性化的正式结构的组织更适宜发展。 集权化国家的形成和政治中心对社会的渗透都有助于正式组织的兴起和扩张。当涉及经济交换和政治控制的关系网络变得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