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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民问题的权利视角 张英洪 虽然不同的人对农民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但大家都公认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予以理解。狭义上的农民问题指的是农民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问题，即学界普遍认为的农民在现代化背景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换言之，在前现代社会有农民而没有农民问题。广义上的农民问题指的是作为社会特定阶层的农民在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中所遭遇或孳生的与其阶层身份相关联的各种问题。狭义上的农民问题与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广义上的农民问题与阶层身份联系在一起。笔者所关注的农民问题，兼有狭义和广义的含义。 　　一是认为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都持此种观点，为此，他们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所不同的是，国民党主张以和平改革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台湾的土地改革即属此类；共产党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共产党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及共产党执政后在大陆实行的土改就属此类。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别是在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将土地问题视为农民问题的根本有很强的针对性、合理性和解释力，但它不能充分回答和解释为何经过了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后仍然存在农民问题这一现象。 　　二是认为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文化问题。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理论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均以此认识为基础。晏阳初将中国农民归之为“愚、穷、弱、私”四个基本问题，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医治之，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梁漱溟认为农民的苦难源于西方现代化对中国农村的破坏和对农民的掠夺。他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第一个政治上不通的路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第二个政治上不通的路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惟一出路在于复兴中华文明。 　　笔者一直认为农民问题的根本是权利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故自从涉足农民问题研究以来，我就坚持以权利的视角认识、理解和研究农民问题。换言之，关注农民的权利是笔者从事“三农”研究的主要学术旨趣。在笔者看来，权利的短缺，既是农民问题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农民问题的主要根源。所以我一直主张从权利上重新认识农民问题，从加强和保障农民权利上去解决农民问题。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的基本权利是笔者涉足“三农”问题研究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可以将农民问题的各个方面串联起来。可以说，抓住了权利，就抓住了农民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近些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研究的深入，农民权利问题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但笔者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楚农民权利的基本结构与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过度分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主要是学历史学、农业经济学和社会学专业的。这些学者大都对宪法学、法学、人权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不愿涉足或知之甚少，而权利一般又被认为是宪法学、法学、人权学、政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学者往往陶醉于纯理论的研究，一般对现实中的农民问题不感兴趣。这就导致各学科站在本学科的知识圈子里自说自话。再加上长期以来权利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而受到批判，致使权利成为研究上的禁区，众多人对之敬而远之。直到近些年，农民权利问题的研究才开始得以在学界逐渐展开和深入。 　　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都作了详细的列举，这是保障和扩展农民权利的基本依据。中国正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迅速崛起。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研究我国“三农”问题，必须树立全球视野。学者应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情系中华，把握全球。在研究农民权利上，必须关注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在当代，国际社会对人权保障的共识性文件，主要体现在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通过，是人类文明进步史上最耀眼的里程碑。我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承担着与之适应的国际责任。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我国有能力有责任不断提高中国农民享受人权的水平，而且也有能力有责任对世界的人权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2009年4月，我国首次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这是我国坚持以人为本，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的重要举措，必将对农民权利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曾根据国际人权宪章框架，对农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状况作过比较系统的探讨。中国农民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农民权利的认识应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