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黄仲涵财团崛起之探源和反思.docVIP

印尼黄仲涵财团崛起之探源与反思 华侨华人史既是中国史研究的范畴，又属于世界史的范畴。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中著名华侨传记数量最多（据赫伯特S·伊的统计，在八十年代，这类文章占中国东南亚研究文章总数的20%），著名华侨领袖、实业家和文化人士是研究中的热门人物，但是对于曾经有“亚洲糖王”之称的印尼华侨黄仲涵及其建源公司，中国学者却鲜有专著研究。或许，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有密切联系的陈嘉庚等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在研究华侨经济史、东南亚近代史中黄仲涵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本文试从其兴起背景、经营战略等方面对它进行分析，并就若干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 一、黄氏财团崛起之背景分析 荷兰的殖民统治：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动 荷兰殖民当局从1830年到20世纪初严格实施了限制华人自由的居住区制度（Wijkenstelsel）和通行证制度（Passenstelsel），1870年颁布实施了《土地法》，这些法令制度限制了华人的自由，对华人商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另一方面，殖民当局也意识到作为联系殖民经济和土著经济的中介的华人经济的重要性，实施了税收承包制。尽管中西学者对于承包制在华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各执一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成为少数华侨（主要是作为承包人的华人官员、华侨秘密社会的首领、华侨高利贷者等）进行资本积累的手段，黄仲涵就是这少数获利者之一，在有了足够的资金之后，他购买了三宝垄、日惹、梭罗、泗水的鸦片包卖证，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借此获利达1800万荷盾之巨。 爪哇土生华人（Perana Kan）社会和新客（Totak）社会相继形成 中国向东南亚移民古已有之，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殖民地时代的华人社会。据统计，鸦片战争之前爪哇的闽人占华侨总数的80% 以上，当时清政府禁止华人离境，故而大批华人移居爪哇的现象尚未出现。鸦片战争后以粤籍为主体的契约华工大批进入印尼，便成了粤籍华侨主体。原先迁入这里的闽人的后裔便是土生华人，占少数；以“契约华工”为主体的“新客”占多数。而志信并非契约华工，比较容易地融入了当地以闽籍为主体的土生华人社会。 新客社会比土生华人社会的形成要晚，他们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到印尼的契约华工，他们占华人世界的大多数，但命运非常悲惨。在殖民地，华工的劳动不仅为殖民者创造了巨额财富，也是华侨资本形成的重要条件。“华侨经营的矿山、种植园、工厂、商店和运输业，使用的几乎全是华侨劳工。”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仲涵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年土生华人的同时，未来黄仲涵财团的廉价劳动力正在爪哇、在整个东南亚源源不断地集结。 二、黄氏财团自身发展之路的思考 1、殖民地时期制糖业在印尼产业结构中的地位 二战以前，由于长期遭受荷兰殖民者统治，印尼的经济发展及其不平衡，呈现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特征。糖的生产和出口在印尼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早在十八世纪，华侨就几乎经营了爪哇所有的糖厂。华侨的糖业不断发展，但1870年荷印政府颁布了《糖业法》，为西方资本大量涌入印尼洞开了大门，就如同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国内的遭遇一样，华侨经营的糖业在西方资本的冲击下渐趋萎缩。在这种不利形势下，建源公司经营的糖业却一枝独秀逆风飞扬，分外引人注目。 2、黄氏两代领军人物的个性特点之比较 黄志信，参加过福建同安的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远渡南洋谋生。黄惠兰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她祖父开始创业时的状况：“他用极少的存款购买了廉价的瓷盘和瓷碗……挨家挨户地兜售。……然后，他用这个蝇头小利进行再投资，购买更多的瓷盘和瓷碗以及小袋装大米。”可见，黄氏和大多数华侨企业家一样，是通过小型商业活动积累起原始资本的。 仲涵出生于1866年，这时他父亲刚刚创立了建源不久，事业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出生于家境良好的土生华人上流社会，仲涵既不满于父亲节俭的生活习惯，同时又对父亲的保守僵化思想产生了强烈抵触。两者的矛盾，也正是第一代华人和第二代华人的分歧，前者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后者则生于海外长于海外，在殖民地环境中具备了更多的近代意识，在语言、文化、思想上已经与其父辈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3、建源公司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方式 志信创立建源之初，从中国贩运咸鱼、茶叶、丝绸和药材等到印尼，然后把印尼的糖与烟草等转贩中国；以后，他又把业务扩展到典当业、邮信业、林业及鸦片等生意，公司规模逐步扩大。志信并没有任人唯亲，而是敢于聘用专门人才进行管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和新来者家族不够强大也有关。 1885年，仲涵开始协助父亲经营建源公司，才干逐渐显露出来。1890年他接管经营建源，到1903年间，仲涵利用鸦片生意赚取了1800万荷盾。1901年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入糖业经营。在专业管理的现代化方面，仲涵比父亲走得更远。 一方面，他注意设备的更新，1894年购进了“巴基斯糖厂”机器，进行机械化制糖。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