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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发现解决问题的思路 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的思索。 一、我们已经深刻感受到了“风险社会”的到来 “风险社会”是指这样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阴暗面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如工业的自我危害及工业对自然的毁灭性的破坏。 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扩大了，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影响严重，还有一系列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的颠簸、震动，无不令中国人对于“风险社会”的体味更加深刻。而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和社会断裂，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对社会管理的压力重负不言而喻。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几乎决定了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有着超高的风险系数。 (杨琳) 二、我们要重视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律 风险在追逐利益中与利益一并产生，它客观存在，不可消除，同时具有主观性——对风险的感知与关注，能够取代纯粹的利益追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风险社会中，人们将不仅仅关注制造财富，而开始聚焦于关乎切身利害的安全。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在人类由低至高的五类需求中——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求就会产生活力驱动行为。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民众对安全的需求将自然接替对物质的需求成为社会内驱力。这同时也意味着，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将不会止步于财富分配的公平，而将关注到风险分配的公平，相对于前者“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后者将更进一步，尊重人人平等的生命权。（朱洵） 安全生产的两个理论：“海恩法则”和“墨菲定理”： 海恩法则是德国飞机涡轮机的发明者德国人帕布斯·海恩提出一个在航空界关于飞行安全的法则,海恩法则指出: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法则强调两点：一是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二是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 “海恩法则”揭示的安全生产、安全运营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事故背后有征兆，征兆背后有苗头。一次严重事故的背后，有着几十起甚至上百起轻微事故或未遂事故。劫难背后，正是这种“必然中的一次偶然”。 另一条安全规则——“墨菲定理”。墨菲定律源自一个名叫“墨菲”的美国上尉，他认为“只要存在发生事故的原因，事故就一定会发生”，而且“不管其可能性多么小，但总会发生，并造成最大可能的损失”。这就告诉我们，对任何事故隐患都不能有丝毫大意，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或对事故苗头和隐患遮遮掩掩，而要想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加以消除，把事故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 对于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孙章教授指出：“天灾是外因，会通过技术或管理上的缺失、失误而造成严重事故，应该有人为责任在。” 技术从来不是致命的因素，人往往是自己打败自己。盲目的自大和管理上的小纰漏都会变为最为致命的盲区。（付瑞生） 三、透明，才有公信力 事故发生以后，对事实的渴求，政府管理部门和公众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如何巧妙地对灾难进行政治解释和美学阐释最为关键；而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生态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而不是原因造就了这种灾难，这些质问乃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前者要的是灾难政治中的政府形象，后者要的是灾难事件中的国家伦理。灾难到来只时，也就到了人类生存的“临界时刻”，这种情景中，我们选择怎样的态度面对灾难，其实是一个社会性的政治文化工程。（周志强） 良好的形象通过保密来塑造，往往适得其反。只有政府的“深刻反思”才能化解舆论的“不依不饶”。只有认真调研才能总结教训，只有信息公开才能警示他人，减少事故再发生。 日本新干线47年安全行驶的“奇迹”，主要归功于贯彻一整套的法制程序和严格的技术“认证”体系，且配备了准确的列车指挥系统和严密的检修体系与检测和维修制度。更重要的是，即便出现事故，也并没有逶于天灾，其态度更加主动积极，从技术、制度、管理的层面不断精进，以防微杜渐。（陈晓平） 四、“责任提速” 面对“风险社会”，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以良心和责任为基点的“高速应急时代”。发展的提速与诸多管理所对应的审慎“步调不一致”，导致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