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嵚：打捞“被遗忘盛世”.docVIP

张嵚：打捞“被遗忘的盛世” 本报记者 郑连根 在红极一时的“草根写史”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中，风云际会的明朝十七帝里，作者当年明月唯独给予明孝宗朱祐樘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他既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皇帝。”但让人颇感遗憾的是，多达7本的《明朝那些事儿》中，有关朱祐樘以及他的弘治朝的描述，仅有简略的10页纸，不到1万字，令诸多“明粉”们大呼意犹未尽。 从2008年开始，“细解历史派”代表、笔名为“独孤雪亭”的张嵚誓言：“愿不惜笔墨，真实地还原一代仁君朱祐樘以及他的弘治朝。”他认为，18年的弘治朝是中国历史上“被遗忘的盛世”。于是，在2009年9月，这本名为《被遗忘的盛世》的历史读物高调上市。书商打出的宣传语是：“《万历十五年》以后又一部颠覆意义的经典之作。” 争论同样存在。尽管朱祐樘有着公认的良好评价，但其在位不过18年，向来不被史家关注。对于这样一位皇帝，是否值得这样大书特书？看似风平浪静的“弘治十八年”，是否配称“被遗忘的盛世”？作者张嵚曾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大书特书的盛世，其实是相当不合格的，而如弘治十八年这个被遗忘的时代，才是真正属于我们民族的发展脉络。”这番宏论的“底气”又来自何处？带着种种的疑问，记者近日采访了张嵚。 为什么关注弘治朝 记者：您曾经不止一次说“历史不该成为今天生活的负担，却该成为明天腾飞的翅膀”。那么您笔下的这段“被遗忘的盛世”，是否为今天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您写“弘治十八年”的现实意义何在？ 张嵚：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这样一个概念：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变革时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思想的变革都日新月异。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会转型期。而500年前明朝中期的“弘治十八年”，也恰好走到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转型期，两个时代都同样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前人在相似问题上的选择，无疑值得后人借鉴。仔细地审视这个时代，大到国家大政方针的选择，小到大背景下每个人的人生抉择，都与现代人的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借鉴意义。 记者：这是明朝中期的一段历史，不少人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您能谈一下这段时期明王朝的主要问题和社会概况吗？ 张嵚：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问题，其实是朱元璋遗留的，朱元璋在建国初期订立的一系列制度，其目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向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方向发展。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严重的脱节，从明英宗1436年登基，到明孝宗朱祐樘1487年登位，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脱节”造成的种种问题，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当年明月在他的《明朝那些事儿》中感叹过：“如果没有朱祐樘，大明公司这笔买卖估计也就一百来年就关门了。”虽说是调侃，但确实是实情。 记者：这样的脱节，具体带来的问题有哪些呢？ 张嵚：比如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五十万人被瓦剌击溃。明军在那场战斗中所谓的“五十万人”，只是账面上的数字，真实的情况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明王朝的屯田卫所制被破坏，士兵纷纷逃亡，各支部队缺编极其严重，战斗力更无法保证。另一个问题就是大量无地农民增加，造成了困扰明王朝两个世纪的“流民问题”，从1436年明英宗登基到1487年明孝宗登基，51年的时间里，明王朝有历史记载的万人以上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有18次，其中在被明史称赞为保泰持盈的明英宗天顺朝，8年时间里有历史记载的万人规模以上的农民起义就有4次，在明英宗去世的天顺八年，更酿成了席卷整个华中地区的荆襄农民大起义。在国民经济方面，明朝“黄册”、“鱼鳞册”上承担国家赋税的土地和人口，比朱元璋时期减少了一半，大量土地被巧立名目地侵占，国家收入锐减。同时蒙古鞑靼部落持续侵扰边关，军费开支每年激增。这一时期的大明王朝，如果用扁鹊的话来形容的话，可以说是“君有疾在肠胃，不治将益深”。 记者：如果再用扁鹊的话形容，是不是可以说，明孝宗在位的18年是为积弊重重的大明王朝送去了一剂革除弊政的火齐汤？ 张嵚：是的。虽然史家对明孝宗的政绩评价颇高，但大多集中在“选贤任能”、“罢斥奸佞”这些事情上，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守成之君”。但实际上，朱祐樘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他的大部分心血，都花在了如何解决“体制脱节”的问题上。他在位期间，对内改革了明王朝的税收制度和经济制度，放宽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制，第一次提出“商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的主张，加快税收效率，减少税收成本。同时，向荆襄等地大规模迁移流民，解决土地问题。对外，他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轻易不动兵，起用能将完善北部边陲防御，改革军官选拔制度。将“募兵制”、“兵役制”第一次写进国家法律。在政治上，他强化内阁制权力，设立京察、铨选制度，加强政府监督提升效率。正是这些首创性的举措，让内忧外患的明王朝在短短的几年间重新焕发了生机。可以说，“弘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