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docVIP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 （李永志 08政本二班 学号：200833010219） 1949年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演变成“强国家─弱社会”模式。改革开放使这一模式在经济领域有了重大改变，但国家并未积极推动社会自主能力的提高，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充分有效的联结组织来表达社会的利益、减缓国家对个人的直接压力，现有的许多社会团体不过是行政性组织的变种。今后中国社会的自主能力需要不断提高，应当落实公民的“结社权利”和“出版权利”，建设民主制度，构筑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改革开放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949年之后，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发生了不同于数千年历史的根本性变化，开始了“国家改造社会”的运动，致使国家权力比先前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具渗透性和覆盖性。通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化”等措施，打破了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在实行国有化、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逐步把农村的经济组织政治化，政治权力扩充至以前从未被国家触及到的村庄之中，从而把广大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管理的框架之中。 对于两千年来未有重大变化的中国农村来说，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无疑是一场彻底的政治重建工程。首先，合作化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一种新型的超家族权威取代了传统的负责村社公共事务的自发组织，以动员村民从事集体行动。其次，“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国家的政治权力进一步延伸到对农民家庭的严密控制。这样，农村在生产、生活上长期的自然状态被有计划的管理控制所取代。对粮食的“统购统销”进一步限制了市场和货币的使用范围，使国家可以通过价格“剪刀差”把资源从农村转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中。 这样，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演变成了执行以党的意志体现出来的国家意志的工具。经过对社会的“拯救、领导、限制、改造、规划”，国家变得无所不在，无往不胜，而社会则成为一个虚拟、抽象的符号，从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呈现为极端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无限膨胀，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吞并了社会，实际上相对自主的社会已不再存在。从50年代到70年代，无论是农村对城市工业化提供支持的“剪刀差”，还是将城市日常生活需求压到最低限度以尽可能地提高积累率的“勒紧裤带”，都说明了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目标时几乎不会遇到来自社会的强有力的抗拒和反弹。在这种国家制度框架中，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系统高度重叠，以便国家直接垄断大部份社会资源。这里讲的资源不仅指生产资料，也包括城市中的住房等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以及就业等机会资源。换言之，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权力和威望的配置者。 “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便于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保障了早期的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但在该模式下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的驱动，社会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活力被窒息，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用政治动员遏制社会分工，用计划替代市场，所以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专家决策与大众民主、生产效率与消费多样化等现代性矛盾。在管理日趋庞大复杂的现代经济时，如果没有社会和市场的支持，国家虽然可以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无法保证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可持续良性互动；而且，一旦国家机器的驱动力度减弱，本身就缺乏自主性的社会和结构僵硬的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产生一种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共振引起的社会总体性危机。到“文革”结束时，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走到了尽头。 二、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政治领域的力量在减弱，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力量在逐渐成长。以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为起始，国家对农村无处不在的控制逐步减弱，以此交换农产量的稳步增长、低成本的社会控制和农民的政治支持；农民则以保证对国家的上缴和承担经营责任，换得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和流转权、承包上缴之余产出的私产权，以及非农资源的部份或全部所有权。在改变了的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的背景下，无论是农民承包经营的地权制度，还是工商界要求保护私有财产的修宪提案，都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转变。 在经济领域，农村改革的推进不但赋予了农民比较完整的农业经营权，还赋予了农民兴办企业的权利，他们也可以进入城市去打工挣钱。农民从事经济活动不再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命令或指示，而是为了给自己赚更多的钱；支配他们的动机、决策、行动和收益的不再是政府，而是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城市的企业改革虽然没有让国有企业获得真正的独立，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政企分开”，削弱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使国有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主权，市场对国有企业的支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