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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 第一节 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 一、皇权与中央官僚体制 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专制体制，权力的高度集中成为秦王朝政权的基本特征，其标志就是皇权至上。为了显示自己的崇高地位，秦始皇改称“皇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制定出一套体现“尊君抑臣”精神的礼仪。汉高祖刘邦命儒士叔孙通制定了新朝仪，借以改变朝仪无度的状况，进一步突出了皇帝的至尊地位。 皇帝是最高的政治首领，国家一切事务最后都由皇帝裁决。为了使皇权的行使畅通无阻，必须建立和健全一套上下有序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奏事制度、朝议制度和监察制度。秦汉时期，皇权还是受到一些制约的，如廷议制度，国有大事，皆由朝臣讨论后向皇帝提出意见，最后由皇帝裁定。这种制度是氏族社会民主制和周代内外朝的遗留，对皇帝权力起到了一些限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倾向。 在皇权至高无上的背景下，皇帝个人的素质往往对一代政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皇帝励精图治、雄才大略，皇帝制度的各种机制就可以正常运转；反之，就会出现皇权旁落的情况。两汉时期宦官、外威专权局面的接连出现，都是这种皇权异化的产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皇权的变化过程。 与皇帝制度相适应的一整套中央官僚体制也在秦汉时期建立并完善起来。丞相辅佐皇帝，总理政务，在百官之中权力最大，地位最尊。西汉初期，丞相地位有很大提高，集决策、行政、司法各项大权于一身，为后代所少见。相权的膨胀不可避免地会侵夺皇权，相权与皇权的斗争与消长便成为传统政治体制中的重要问题。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汉武帝以后中央官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中外朝的形成。中央官僚机构实际上形成两个系统，以大将军、尚书为首的中朝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逐渐变成执行政务的机关。 二、郡县制与郡国并行 秦代统一之后，在地方实行郡县制。统一之初，分天下为36郡，大多为沿袭统一之前秦国和各诸侯国原来的建制，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总数达到四十余郡。郡设丞、守、尉，负责郡内行政、司法、军事、治安等事务。郡以下的行政机构是县，与县同级的还有国、邑、道。县设令（长）、丞、尉等官。县是秦代统治机构中关键的一级组织，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代表秦王朝执行统治人民全部职能的机构。县以下的乡里基层组织也逐步完善。乡设三老掌教化，有秩、啬夫掌民事、诉讼、税收等事务，游缴掌治安。乡下有里，里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设有里长。此外，还有主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亭，与乡、里无隶属关系。 汉代郡县的行政机构设置基本沿袭秦代。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在秦代郡县制的基础上，先后分封异姓和同姓诸侯王，确立了郡县和封国并行的地方行政体制。这些诸侯国在汉初稳定局势和平定诸吕之乱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势力日渐膨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终于在汉景帝时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叛乱结束后，中央政府实施一系列措施削弱藩国势力，从景帝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至武帝时的“推恩令”与“左官律”、“附益法”，诸侯国受到沉重打击，无力再对抗中央。武帝之后，王国的疆域大大缩小，诸侯王不得参与朝政，王国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免，在行政制度上与郡县无异。“相”辅佐并监督诸侯王，总揽王国政事，职责如郡之太守，地位与俸秩也与郡之太守相同。 两汉时期，州逐渐成为一级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和监督，汉武帝制定刺史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每州派刺史一人，负责监视州内之郡县。其后，刺史的名称屡有变更，或为州牧，或为刺史，在此过程中，其职权范围也日益扩大，逐渐享有行政权和兵权。东汉时期，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及正式的官属，凌驾于郡守之上，迅速向行政机构过渡，由单纯的监察官吏发展为总揽地方大权的行政长官。 三、“中国”版图的确立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继续南征北战，统一岭南，通西南夷，北伐匈奴，收河南地，使国家疆域得以进一步扩展。经过开疆辟土，秦的疆域大大超过了前代，其疆域东起大海，西至陇西，南至南海，北至河套、阴山、辽东。 汉武帝时期，又进一步进行了开拓疆土的活动。首先是平三越，包括东瓯的内徙、闽越国的灭亡和南越九郡的设置；其次是统一西南夷，先后设益州（治今云南晋宁东）诸郡；再次 是北伐匈奴。经过三次大规模作战，收复河南、河西走廊地区，置郡管理，彻底解除了匈奴对北部边地的威胁。此外，汉王朝又在朝鲜置郡，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加强了这些地区同中原王朝的联系。汉武帝以后，汉朝的疆域包括今东部沿海和朝鲜半岛北部，北至内蒙古中部偏西北，西到甘肃西部、四川中部偏西，南到海南及越南北部，奠定了祖国广阔疆域的基础。 四、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