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法应当成为确保工会组织高举维权旗帜.DOC

试论《工会法》修改的必要性 四川大学 邓觉新 内容提要：现行《工会法》缺乏具体法律责任条文，对工会“维权”保障力度有限，对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企事业单位起不到警戒效果，已明显滞后于形势的发展。 “柔性”的工会民主参与权利、会员职工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钢性”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保障！为此修改《工会法》应当提上国家法制建设的议事日程。 关键词： 工会 维权 法律保障 修改《工会法》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对工会组织“维权”作用极为重视，对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更寄以厚望。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提出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注民生，扩大基层民主的要求， 为中国工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工会巨大的社会协调功能已逐渐为全社会所公认。然而曾经发生过重大社会影响的《工会法》在新的形势下，其法律效力已明显滞后，尤其在保障工会履行“维权”职能的相关法律条款弱化及空洞现象更加凸显出来，原因在于工会“维权”的法律定位过余原则化、概念化和模糊，尤其是法律授予工会组织“维权”的法定权利、对违法“侵权”的预防机制和制约机制尚未得到根本性有效解决，现行《工会法》已适应不了国家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构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新形势的发展，本文就工会“维权”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依法“维权”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完善，工会组织依照《工会法》“维权”，在法律保障上存在盲点 由于企事业单位相对职工个人拥有调动社会资源的绝对优势，拥有许多有利的“刚性”法律法规保障，掌握行政支配及指挥的权力，处于相对弱势的会员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一旦遭受侵害，《工会法》赋予工会组织的权利不足以拥有独自“维权”的能力。 《工会法》规定工会组织“维权”具有的权利归纳为：“建议意见权、提请解决权、要求纠正权、要求追究权、参与研究权、平等协商权、进行调查权、提请仲裁权和提起诉讼权”，这些权利都不是“最终决定权”。提出建议意见可以不接受；提请解决可部分解决、不解决；要求纠正可不理采或避重就轻；要求追究可拖延或敷衍应付；参与研究协商而不让参与民主决策；行使调查可制造障碍拒不配合。除了人人都有权行使的“提请仲裁和提起诉讼外”，工会“维权”的空间相当小，显得单薄和柔软，对严重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件，更不具备依法强制性和有效抵制性。由此不难看出法定的工会权利和义务是不相称、不对等的。例如《工会法》规定工会有“平等协商权利”：一是工会虽作为独立法人组织，具体到企事业单位，工会经费根本不能支撑工会组织正常的独立运行（人员配备、工资待遇、工作经费、活动场地等等），财务完全不独立，实质是靠单位养活的“下属机构”，脱离不了依附关系，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也不敢要求与企事业行政平等，其“平等协商”份量很难界定；二是工会虽有权代表职工“提请政府处理、向法院提起诉讼”，实际上除了依靠各级总工会，企事业单位工会很难做到。因为企事业基层工会要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和发展，任何有可能提请政府或向法院起诉的行为都会对企事业不利，从而危及到基层工会组织自身的权利和长远利益；三是“平等协商”中，工会组织的“独特”性作用在《工会法》中体现不出来，也没有相应的能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操作的司法解释。基层工会要把“屁股坐在职工这边”切实做好“维权”，常会不受欢迎，甚至得罪企事业领导，由于工会不敢旗帜鲜明地坚持“维权”，所谓 “平等协商”过程常流于形式，往往只能两边“劝解、合稀泥”，难达到真正的“维权”效果。 二、《工会法》过于封闭、单薄和原则，保障工会“维权”缺乏与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衔接、照应的空间，尚未完全融入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 全国人大目前已通过了《劳动合同法》，这是一部规范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典，其中多达11处提到了工会组织和职代会，对维护职工劳动权益制定了相当具体的条文，为工会组织“维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为工会“维权”预留了极大的法律空间。而《工会法》对职工劳动权益的保障相当笼统又无具体实施细则，仅限于在几种情况下可“责令”企业恢复职工被非法解除了的“劳动合同”，若不执行并未设定违法责任。纵观《工会法》，缺乏保障实施的“罚则”条文，进而使得该法缺乏严肃性。必然造成工会“维权”得不到《工会法》有效的法律保护。工会在“维权”实践中，往往不得不转向寻求其它途径、其它实体法律法规进行“维权”，其“维权”成本、代价和风险大增，常常因不现实，最终“维权”行动失败。如此，企事业单位只要“《工会法》明文制止的（会受到政府劳动部门责令的行为）不犯，侵权就难以被有效制止”。 正是由于《工会法》缺乏对侵权企事业阻挠“工会依法履行维护职能”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罚条文，使“国家保护工会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落不到实处，即便不履行《工会法》也受不到法律追究。于是侵权时有发生，“隐性侵权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