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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营银行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文讲述了关于民营银行发展的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一起仔细阅读下吧。 【摘要】2003年，长城金融研究所将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上报银监会审批，加上2004年沸沸扬扬的东北振兴银行组建事件，民营银行再次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文章尝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民营银行的相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民营银行;民营经济;政府效用;产权;治理机制 一、民营银行的界定。 目前，有关民营银行的界定，国内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主要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吴晓灵、姜应祥等为代表，主张从产权角度出发，认为只要是由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第二种观点强调银行的治理结构，以是否采用市场模式运作来划分民营与非民营银行，此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滇庆、巴蜀松等学者;第三种观点主张将产权和治理结构相结合来界定民营银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曾康霖、熊继洲等。笔者认为对于民营银行的界定，必须结合中国民营银行提出的背景等实际问题加以考虑，任何从单一的角度对民营银行下定义的方法都是不科学的。因此，笔者倾向第三种观点，即民营银行是指拥有1合理产权结构和市场化公司治理的商业银行(熊继洲，2003)，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现有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现有银行制度和金融市场结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其内涵包括：(2)产权结构。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必须是清晰、明确和完整的。虽然，良好的产权结构并不一定带来良好的治理结构，但它是良好治理机制建立的前提。国有银行因产权不明晰造成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例证。因此，民营银行应具有独立、清晰、有别于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合理的产权界定为民营银行避免政府行政的直接干预和经营目标的多重性提供了屏障。(2)治理机制。民营银行除了应具备合理明晰的产权结构外，还应拥有以市场为导向的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各利益相关主体必须遵从市场的游戏规则，受市场的约束。国内的股份制银行从产权角度看，具有民营银行或准民营银行的特点，但它们融行为不符合市场规则(如官本位以及董事会虚设等)，我们也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 二、民营银行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民营银行的发展源于制度变迁的内在需要。 1.从制度需求角度看，民营银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性金融制度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图表1表明了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发展的状况。从中可见，民营经济的发展基本保持平稳上升的态势，其增长率均高于同期国有经济及集体经济的增长率，民营经济已逐步发展为中国经济结构中重要的一极。但是，民营经济所获得的银行融资比例同它对GDP的贡献率极不相称，从图表2和图表3可以看出，银行贷款的绝大多数流向了国有经济，民营企业资金中银行间接融资比重极低，内源性融资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目前，有80%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困难已经严重阻碍了其正常的发展(张庆亮，2003)。这说明现有的金融制度安排无法满足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这主要是由于：(1)国有银行特殊的产权结构和官本位制度决定了其受政府干预较多，服务对象集中在国有企业。(2)作为民营经济微观主体的多是中小民营企业，由于社会上缺乏统一的评信体系，国有银行与之交易的费用较高。 　2.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发展民营银行是制度供给主体(政府)效用最大化的选择。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政府推动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取向、深度和广度基本都取决于政府的偏好和能力。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集团和权力结构进行了新的分化和整合，但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变迁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政府仍是决定制度变迁的关键要素。诺斯的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政府是一个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经济人，其对于制度的选择并不是以制度供求均衡的原则为依据，而是在有限理性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诺斯还指出政府的效用目标具有双重性：保持金融控制力以获取租金和提高效率以增加社会产出，即政府效用函数=租金最大化+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民营银行的发展与否关键在于政府对于这一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即政府在金融控制力和社会效率之间的权衡。我国现有的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垄断性金融安排曾经对体制内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伴随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化，这种垄断性金融制度在保证政府金融控制力的同时，牺牲了巨大的社会效率，金融控制的负效应进一步突显。 (二)民营银行的发展源于制度变迁的外在压力。 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效应，即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制度变迁中的自增强机制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强化既定的路径，使其难以逆转。制度调整中的路径依赖一经形成，制度变迁就成为修修补补的工作。因此，处于制度转轨时期的中国，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必须注重解决路径依赖问题。而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