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语文”的教学方式.docVIP

　　再说“语文”的教学方式 近日，有朋自北方来，向我“讨教”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若惊之余，实话实说：自《语文学习》1989年第6期发表《“说什么”与“怎么说”》开始，二十多年来，这个问题我在文章和专著里反复谈过多次，而今已没有见解可言。无奈同行坚持要我说说，那我就以当今时髦的博文形式炒炒“冷饭”吧，希望能“炒”出一点新的味道。 一 如果说学校是一个集体，那么“语文”就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我把“语文”看成是一个美好、高贵，有理想、有追求、有个性、有操守、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女性，但她不应是人尽可夫之辈，她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信任。可是，现实并非如此。曾记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机关干部“犯”了“错”，就被贬到中小学校当语文老师。似乎只要识得字，就能教语文了，这就是一种不尊重。现在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不尊重，哪里缺什么，就把她往哪里放。“语文”有她的“独当之任”，这就是她的独特的个性、独特的责任、独特的任务、独特的规律，不能今天让她做“政治”的助教，明天又命她当“历史”“地理”的讲师，后天又命她去传授有关物理、生物、化学的知识。窃以为，语文似这般不受尊重的情况还相当普遍、严重。 二 作为课程，“语文”可谓命途多舛，开设百余年了，至今依然难识其真面目。前些时候，有论者郑重提出语文课要有“语文味”。听此言着实让我吃惊不小：这不等于说盐要有咸味、糖要有甜味吗？荒唐！思之，余以为问题的根子或许出在我们没有真正弄清我们为何要在中小学开设语文课的问题上了。 众所周知，开设语文课的必要在于：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便是语文课的“独当之任”，其他课程无法替代。语文课要培养学生这一必备能力，就须致力于：启发引导学生学习伟大汉语作家（包括翻译家）是如何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向大家名作学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本领。治病，要对症下药；教学，要对准目标。当下，我们似乎已忘了当初为何要在中小学开设语文课，也记不起语文课的独当之任为何，甚至不知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众说纷纭、雾里看花，不但浅看了“理解与运用”。误会了“理解与运用”，甚至还阉割了“理解与运用”。所谓的“语文”和“语文味”便只剩下了课文内容，再加一点比喻、夸张等修辞方法，肖像描写、心理描写等描写方法和举事实、列图表等说明方法而已。其实，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是一门大学问、一种大本领，一心一意、念兹在兹，尚且未必能够学好，更遑论目标模糊、三心二意、环顾左右而言他。辞格及说明、描写的方法等是语文，但最要紧、最困难的却是遣词造句之精确妥帖，这是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关键与标尺，比了解辞格、说明、描写的方法要困难十倍百倍，也要紧十倍百倍。而要真正做到精确妥帖，就连大作家也得学一辈子，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呐！因此，“语文”，最主要的就是教学运用语言文字的精确妥帖，使学生有此自觉的意识和追求。 三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指出：“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原来，“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是要学习的，“语言的纯洁和健康”是要我们为之而斗争的。50年后，《人民日报》于2001年6月6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出要《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可见，“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的任务是多么地艰巨和困难啊！我们仍要继续努力学习才行。又过了七年，到了2008年，《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指出：“当下汉语语言文字的应用，总体来说呈现‘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四大危机”。我以为最大的危机是不以危机为危机，没有一点危机感！于是“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这“四化”仍在蔓延。 一次，听一本人非常敬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把“身陷囹圄”的“圄”说成“吾”后，着实令我痛心。近来又有朋友相告：有记者采访毛新宇时，竟称毛新宇的父亲毛岸青为“家父”。另有一份影响颇大的全国性报纸竟在2008年3月11日第二版发文称：“高中语文教师都清楚，高中阶段看一篇文章好坏主要看其思想内涵和文学修养。至于错几个字甚至十几个字都可以原谅，甚至可以把它对文章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我是真糊涂了，连文从字顺都做不到，怎么还谈得上精确妥帖？ 面对上述情况，作为语文教育工是否也应该反思：我们有没有往“正确地理解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上使劲，有没有往“使用语言文字的精确妥帖”上努力。教学生“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本是语文教师的天职，如今“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到此地步，我们也不能把责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