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杂志是青年知心朋友.docVIP

《中国青年》杂志是青年知心朋友1956年，苏联《集体农庄庄员》杂志总编辑随同苏联青年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一天，他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我同他晤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中他问我，《中国青年》每月收到群众来信来稿多少件？我说，平均每月三万件左右。他听了很惊讶，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我说，可能是中国人口多的缘故。他说苏联人口也不少，但来信来稿要少得多。他带着一个没得到完满解答的问题告别了。几天后，在为苏联青年代表团饯行的宴会上，我们又见了面，他向我表示，此次中国之行，感触颇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青年杂志社每月收到那么多的来信来稿。他啧啧称赞，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新闻。 是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每天都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来稿，因为《中国青年》同广大青年的心是相通的。 广大青年热爱、珍惜《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一直是青年们喜欢阅读的刊物之一，特别是当刊物的宣传紧跟党中央的精神，并密切联系青年的思想实际，而内容又比较充实的时候，读者就更多。比如，1953年底至1954年上半年，为了宣传党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意义。陆定一同志写了《向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说明了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邓子恢同志写了《动员广大农民和农村青年为实现农业合作化而斗争》；廖盖隆同志写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另外，刊物还针对因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青年中产生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个人前途问题，发表文章，开展问题讨论，使他们振奋精神，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由此，《中国青年》名声大噪，每期杂志刚出版，在书店和期刊门市部出售时，读者为了购买它，往往排成长队，刊物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中国青年社的编辑到外地采访或组稿，经常看到读者排队购买杂志的景象，内心十分感动，决心要为进一步办好刊物作出贡献。 1963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是学习雷锋专辑，尽管这期杂志加印了几百万份，仍不能满足广大青年的要求。有些青年买不到刊物，就互相传阅，或到图书馆借阅。不久，编辑部收到了一个炊事员同志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到处奔走，买不到第5—6期《中国青年》，只好借来一本，手抄下来。他要求扩大《中国青年》的发行量。接信后，编辑部立即给他寄去了几份刊物，并请他将手抄的《中国青年》寄来。编辑部还收到一份农村青年寄来的《中国青年》合订本。合订本用一块蓝布包着，作为封底和封面。这个青年在附言里说，他非常珍惜《中国青年》，为了好好保存，把省下的一块蓝布派了这个用场。大家知道，那时刚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棉布极缺，农村青年的衣裤破了，想找几尺布打补丁也不容易，而这位读者竟不惜用宝贵的蓝布包杂志，他对这个刊物的感情是何等深厚啊！ 在《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总理看到展览室里陈列的手抄《中国青年》和用蓝布包裹的《中国青年》合订本时，很感兴趣，回过头来对我们说：“广大青年包括农村的知识青年这样地欢迎《中国青年》，《中国青年》应该增加发行量，纸张不够，我可以帮助解决。《中国青年》的内容，要照顾农村青年的需要。” 广大青年关心、支持《中国青年》 广大青年不仅喜欢阅读《中国青年》，而且是《中国青年》的热情支持者。他们积极地向编辑部投寄信件和稿件，或谈思想，或讲工作，或表达事业上的欢乐，或倾诉生活中的苦恼。他们把《中国青年》真正看作自己的刊物，对它无话不讲，甚至有些对亲人家属或团的组织不愿讲的话，对《中国青年》也和盘托出。 为了教育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中国青年》编辑部一方面经常约请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理论家和专家，针对青年的思想问题撰写文章；另一方面，每隔一段时期，经过调查研究，抓住青年中带有共同性的思想问题，出个题目，在杂志上展开讨论。讨论中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少数有错误观点的文章，以便使讨论深入下去，并通过两种观点的比较使青年加深对正确观点的认识。《中国青年》曾先后就劳动观、理想观、前途观、幸福观等问题展开过讨论，如《什么是我们的远大前途？》《什么是青年最大的幸福？》《人生的最大快乐是什么？》。这种问题讨论的形式，受到读者的欢迎。每搞一次讨论，编辑部就收到大量来稿，尤其当讨论内容切中青年思想要害时，来稿就更多。青年们用自己的观点和亲身经历阐述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什么是错误的思想。一些地方团组织还发通知，发动共青团员和青年围绕刊物上讨论的问题，在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中进行讨论。问题讨论结束时，编辑部请某一作者写一篇总结文章，对讨论的问题作全面而系统的概括。这种发动和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