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中乐娱乐价值及其悖论.docVIP

《乐记》中乐娱乐价值及其悖论摘要： 《乐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乐记》的重要贡献是在承认乐的伦理价值、仪式价值的同时，亦承认乐的娱乐价值，并对其进行了理论总结，这在当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乐记》也带有鲜明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乐的娱乐程度必须在儒家价值体系之内；另一方面，在对待古乐、新声的问题上又显得过于僵化，从而表现出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悖论。 关键词： 《乐记》；娱乐价值；古乐；新声 《乐记》是《礼记》中的一篇，它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最系统的美学专著，对乐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其自身具有较强的完整性和理论性，可分为对乐的表层论述、深层论述和价值功能论述。表层论述如《乐本》、《乐论》、《乐礼》、《乐情》篇，集中论述乐的本源问题、乐与礼及乐与天地的关系问题；深层论述如《乐施》、《乐言》、《乐象》篇，集中讨论乐与德、乐与性的关系问题。然而，《乐记》并非孤立地就理论谈理论，它的基础是先秦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主要包括对日常娱乐的描述。《乐记》对乐的价值功能的论述是与当时社会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对乐的表层论述和深层论述之中的。 一、《乐记》对乐之娱乐价值的阐发 《乐记》对乐在日常生活的诸多功能做了较为全面的展示，比如祭祀、会盟、战争、娱乐等等，其中尤以乐的娱乐价值最具有代表性，本文认为，某种程度上《乐记》既描绘了异常繁荣的先秦社会整体文化生活状态，同时也折射了那个特定时代下儒家礼乐思想面对现实的尴尬境遇。 在具体考察《乐记》对乐的娱乐价值的阐发之前，还是先对当时社会的礼乐状况做整体性观照。春秋战国时代的音乐建设已经相当完备，从当时的乐器式样、种类及普及状况便可见一般。《乐记》中提及了大量的乐器，《乐本》载：“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乐论》载：“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魏文侯》载：“……弦匏笙簧，会守拊鼓……”、“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箎……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钟声铿，铿以立号……石声磬，磬以立辨……丝声哀，哀以立廉……竹声滥，滥以立会……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可见，《乐记》中已涵盖了丝（弦）、竹（簧）、金（钟）、石（磬）、匏（笙）、土（壎）、革（鼓）、木（楬）“八音”，其乐器已较春秋战国以前更为完善，对此，考古发现的各种乐器可为佐证，据马承源《中国青铜器》载：在商代到战国期间已经发现铙、钲、钟、镈、铎、铃、钩鑺、錞于、鼓等出土乐器，［1］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又是青铜器的新式期，加之金属冶炼技术的成熟，此时的乐器种类是十分丰富的，见于《诗经》的就有29种之多：鼓、鼛、贲鼓、应、田、显鼓、嚣鼓、鞉、钟、镛、南、征磬、缶、雅、柷、圄、和、鸾、铃、簧、箫、管、籥、埙、篪、笙、琴、瑟等，［2］而且还有成套的编钟，由此，春秋战国间的音乐繁荣程度自是十分壮观。《乐记》作为先秦社会论乐的集大成性著作，其对各种乐器的记载足以显示春秋战国间社会文化生活的状况，这些乐器与当时各种舞蹈、仪式相配合，在完成了礼的“别异”功能的同时，更多的则用作了人们娱乐的工具。 有了如此深厚的现实土壤，便为《乐记》的理论展开奠定了基础。《乐记》的重要贡献便是承认了乐的现实娱乐性，并对其进行了理论总结，尽管其理论本身仍存在较大局限（见本文下一部分），但在重视乐的理性教化作用的当时社会却是难能可贵的。《乐象》篇云：“乐者，乐也”，清人孙希旦释为：“乐者，人之所欢乐也。”［3］类似这样的句子在《乐施》、《乐化》、《乐本》中都可见到，可见，在《乐记》中，乐的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道德教化等功利性用途，它已变得更加自觉了，郭沫若曾说：“中国旧时所谓乐，它的内容已经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三位一体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艺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都可以涵盖。”［4］音乐的涵盖面越来越广，其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其中对乐（le）的重视无疑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创举，其实在先秦时音乐、舞蹈已由娱神、娱鬼、娱祖向自娱、娱人发展，在《乐记》中的表现是由“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论》）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乐记》中是十分自觉的，作为春秋战国间的一部理论著作，它的内容势必要受时代的影响，从商、周开始，音乐就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周代应用音乐的场合大约分为①祭祀②求雨、祛疫等③燕礼④射仪⑤王师大献”，［5］各种仪礼程序的完成必须有乐相伴，这除了礼节的需要外，应包含用乐以娱人的目的。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本身已相当成熟，《国语·周语下》周景王问乐于伶州鸠的记载中就已经出现了“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律和“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六吕。［6］在这样的背景下，乐的功能自然会从统治者的政教之用下移为日常的娱乐之用，《乐记》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