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救赎——论《橘子》.docVIP

亲情救赎——论《橘子》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始于历史题材，如《罗生门》《鼻子》等。其中的鼻子更是受到当时文学泰斗夏目漱石的极高赞赏：称其作品“诙谐自然，情趣雅致，材料新颖，立意精辟，构思严谨，令人折服”。并预言：“若有二三十个如此短篇问世，当登文坛之魁首。”这使得芥川顺利地登上文坛。其后历史题材的小说也取得相当的成功，例如《偷盗》《丛林中》。取材历史而创作的短篇小说可以说是做为小说家芥川的重要标签。 考察芥川的整个创作历程，可以发现，特别是到了后期，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摒弃在前期的私小说而创作了《大岛寺信辅的半生》《齿轮》等私小说性质的作品。芥川的创作历程虽然短暂，但他的作品却风格各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芥川复杂的性格。1927年他却留下了如下的遗书：“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给老朋友的信》）而自杀身亡，给社会极大的触动。芥川是头顶光环，并且作品受到认可的成功作家，但结局却是如此惨淡，其中缘由引人深思，通过本文对《橘子》的论述，或者可以窥其端倪。 《橘子》是芥川中期的作品，短短两千余字，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但这篇以芥川自身经历“我”创作的作品却和他前后期的作品风格迥异。本文将从分析文章内容入手，结合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其生活背景来深入探讨作者写作意图，并指出作家思想的局限性。 《橘子》共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第一人称的“我”、衣着褴褛的小姑娘、在寒风中等待姐姐的弟弟们。在某个寒冷的冬日傍晚，“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在等待开车的笛声。在此处作者极力渲染当时焦躁不安郁闷的心情。当时灰暗低沉的天气和当时车站萧条的景象使自己的心情更感压抑。“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而这时在车马上开动的一刻，伴随着车站人员的谩骂声，上来一位小姑娘，手握三等车厢的票，虽然是初次见面，“我”对她的印象很差，而她偏偏选择坐在我的对面，“我”对这位小姑娘的厌恶可以用文中的一句话来概括：“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我”的悲愤忧郁以具体的形象出现，但“我”却对此毫无对策，只能像以往那样陷入到更深的绝望中，正像火车正在穿行的悠长黑暗的隧道，没有尽头。 对眼前的一切都倍感失望的“我”只能闭眼假寐，但此时这位讨人厌的小姑娘却发出奇怪的声音，原来她在竭力打开火车上的窗户，“我”对她的意图不得而知。看到她那么的卖力，我甚至“心怀恶意”地想她最好打不开窗户，让她的努力白费。结果窗户还是被费劲地打开了，车窗外的烟灰滚滚地涌进车厢，致使作者差点窒息。但小姑娘却丝毫不在意，她把身子探出窗外，在热切地等待着什么。不明就里的“我”对她的厌恶更加深了一层。 但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故事真相大白，原来这位小姑娘，要把她买的橘子从火车上扔给在下面等待的弟弟们。“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桔子，忽然从窗口朝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这给“我”极大的触动，虽然对面的小姑娘还是衣衫邋遢，但被扔下的金光闪闪的橘子的光辉笼着这位小姑娘，使她瞬间变得伟大起来。“我”被他们的姐弟情深深深打动。甚至此前绝望的心情也变得明朗起来。故事到此结束。但是否可以得出结论，“我”只所以陷入到悲观绝望中是因没有亲情的眷顾，或是对亲情的感动已经麻木，在此重新从此中获得力量。也就是说，亲情是治疗我人生苦痛的唯一良药。如果真是如此芥川不会自己结束生命。从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端倪：“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要注意在此处不是解脱，而是短暂地忘却。处在社会低层的小姑娘虽然贫穷邋遢，但她对弟弟的关心和爱护这样美好的人间情感并不能使“我”完全从自己眼中无聊的人生中解脱出来，产生此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可以从芥川特殊的家庭背景中得知一二。 芥川（1892-1927）是一个经营牛奶业主的长子，生活可算优越，但他的生母在芥川出生仅七个月的时候就精神病发作，芥川只能被寄养在外祖母家，并成为生母兄长的养子。在养父母这边，芥川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从小就被迫与亲生父母和姐姐分离，一定对芥川的性格造成影响。特别是他的初恋遭到养父母家庭的拒绝，让他受到很大的伤害，并认为人归根到底都是自私的，只会为自己着想。他的这种思想在《罗生门》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从芥川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渴望亲情的关怀，但对亲人之间的爱存有怀疑。《橘子》创作于1919年，从文本不难看出芥川的精神状态是极其糟糕的，但通过了解芥川的人生轨迹，可以知道他在本文写作的前一年刚刚结婚，应该是家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