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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任何过去都是有价值《孽债》只不过是个缩影，是我知青人生中的一阕感怀，代表的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那批人，在一个特定阶段的历程和心路。 1989年3月，母亲双目失明，不能再执笔给我写信。家书是亲戚代写的，信里说，老人天天盼望着我回上海。距离母亲第一次要求我回去已经过了四年。当时，由于各方挽留，我也就继续留在了贵阳做知青。不过这次，为了母亲。我趁着赴京开会，火速绕道上海，看了看她。 母亲术后效果并不好，老流泪，只能勉强辨识人影。我回家十天，她天天要我同意设法调回。她说，你十九岁离家，现在四十一岁，已经把青春献给了祖国。为什么不能回来照顾老人，你还要我盼多久? 这大概就是知青都曾有过的矛盾抉择：留下，还是回家?我何曾不想回上海?这是我的故乡，自小生活的地方。只是，当我费了一段周折，让领导同意我调回上海时，更多袭上心头的，却是一股依恋之情，是由即将到来的离别引出的惆怅与伤感。 插队落户十年，我只回过上海三次，全是探亲。探亲往往从秋末冬初开始，收尽了庄稼，村寨上就没了多少农活，于是大多数知青便不畏路远，不畏车费的昂贵，回故乡去，回城市去。 初回上海，亲人之间有一份亲切感不说，知青们仿佛也有事可做：走亲探友，与同学聚会。然而，忙碌过后，一个懒觉睡醒，家人都走空了，空空洞洞的一个家陪伴着你。那种感觉很奇怪，眼看着亲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上班、读书，有的已经“发达”开上了当时稀有的桑塔纳。唯独自己，感觉却不被谁需要。 这时候，就只有同一命运的知青，才能找到共同语言了。记得有一回，我去看望一位在吉林插队的好友，只见他屋里挤满了来自各地的知青。他用一只蒸馒头的特大号锅子，煮了满满一大锅黑木耳，就这一道菜，请大家喝五加皮酒，边吃边海阔天空的瞎聊。 话题之广，简直难以想象：有的细叙乡间的风情俚俗，有的讲述他乡的奇闻轶事，有的深情地叙说自己没有结果的初恋，有的则大言不惭地说逃票的经历，有的讲弄堂里的漂亮女知青，为了回上海，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一个瘸腿工人……听来听去，几乎一句话就是一件伤心事，一句话就是一个故事。 我参加过几次这种聚会和闲聊都不记得了。每次回到家里，我总是把听到的那些事情，一件件的记下来。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故事是能够写出来的。后来，他们确实都被我写进了《孽债》。 正是在这样的聚会和闲聊中，我更多地了解了同时代的人，更多地洞悉了他们的心灵，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追求什么，憧憬着什么……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开始明白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虽说微不足道，但也是和时代、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1995年，《孽债》红了之后，很多人让我回忆过去，还问我做知青插队落户苦吗?我笑笑，能不苦吗?到贵州那年，我才十九岁，懂什么呢?除了虔诚，便是盲目。可是我抱怨吗?从来没有。因为我相信，是“过去”哺育了我，使我从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成长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我忘不了，在偏僻村寨的山野田坝间，我学犁田、钻煤洞、敷田埂、采茶叶、熬更守夜看谷场、学做各种各样的农活。还有一个冰雪封山的日子，我高烧病倒了，孤身一人躺在茅屋里。我的学生，一个十四岁的娃娃，冒着寒冽的北风和雪凌满地的泥泞，到另外一个寨子喊来了医生，给我打了针，才退了烧(十多年前，我从寨子来贵阳的另一个学生嘴里知道，这个孩子在出外打工时，让倒下的砖墙压死了，我非常难过)。还有一年夏天，我脖子后面生了一个疮，吃药打针都医不好，痛得日夜不宁，是山寨上那个话不多但爱唱山歌的老汉，为我采来草药，敷了几天，竟神奇地消炎退肿…… 我在乡间的那些年月，外面的世界纷纷扰扰不太平。然而我在寨上虽然清苦，但没人来歧视折磨你，日子过得还是相对安宁的。纯朴的农民，他们看我劳动之余还要起早贪黑写作，干脆把我调进耕读小学执教，让我在教学之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写书”。这十几年里，我出版了二十八本书。全是在贵州的土地上写出来的，评论家对这些书详尽点评，读者们给我写来二千多封热情洋溢的书信…… 所以，别再责问命运。《孽债》只不过是个缩影，是我知青人生中的一阕感怀，代表的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那批人，在一个特定阶段的历程和心路。谁都有过去，但谁的过去真的就过去了呢?我个人没有，国家也没有。任何“过去”都是有价值的。 叶辛眼中的桑塔纳 在贵阳插队的时候，对轿车没啥概念。1990年回到上海，看到大路上的车水马龙，才知道有一款叫桑塔纳的车，流行且实用。不过我那时，对车没有特别的追求与狂热，倒是身边一些富裕家庭的朋友有买，印象中是很显眼的红色，所以他们爱开，特别有面子。以后我在创作一些小说的时候，写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其实也写到了桑塔纳。怎么说呢，就像我这一代知青见证中国的发展一样，桑塔纳不也是汽车工业的“见证人”吗?所以我常说，一切真的会过去吗?我想不会，至少桑塔纳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