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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民居营建智慧及更新策略刍议【摘要】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造就了土族民居聚落独特的建筑文化与聚落特征，其中蕴含着与地域环境相融合、有效利用地域资源的传统营建模式。面对当前地域文化衰落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问题，其传统民居的生存智慧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分析了土族传统民居聚落特征与地域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并对民居更新策略进行了探讨。指出新时期土族民居村落更新应注重从传统民居生存智慧中汲取营养。 【关键词】土族民居；营建智慧；更新策略 土族传统民居庄窠（ke）亦称庄廓，是青海特有最古老、最典型的民居建筑，它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与营建智慧。千百年来，世代劳作生息的各民族群众，面对恶的地理自然环境，创造出庄窠民居建筑类型，并一直延用至今，其仍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与建筑艺术，成为西北少数民族民居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然而，其浓厚的地域特色民居建筑艺术，目前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受新的价值观念、现代生活方式和多元文化需求的影响，当地群众世代居住的庄窠民居正逐渐被丢弃。与此同时，民居建设中呈现出盲目、无序、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趋势，传统庄窠民居所蕴含的丰富地域文化与绿色营建智慧濒临消亡。庄窠民居是我国西北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遗产，“如何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保护、发掘、提炼、继承和创新”[1]，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拟对土族传统民居聚落中优秀营建智慧进行梳理和归纳，为新时期土族民居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多元文化背景下土族源流 土族为青海省世居的少数民族之一。关于土族的来源，众说不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国为吐蕃所灭。东迁的一部分吐谷浑人逐渐融合于汉族；降附于吐蕃的吐谷浑人后来又融合于藏族；而留居于故土凉州、祁连山一带、大通河（浩门河）流域、河湟（黄河、湟水）地区的吐谷浑人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吸收并融合了藏、汉、蒙古等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为今日之土族[2]。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土族共有24万多人，其中青海省18.8万多人，甘肃省2.1万人，除此之外贵州、云南、新疆、内蒙等省份仅有少量分布。青海省是土族聚居的大本营，占土族总人口的80%，其主要生活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以及同仁县等地，其中以互助最为集中[3]。 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但其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其文字多使用汉文和藏文。受当地复杂地理自然环境的影响，使得族群之间交流的不便，土族语言逐渐分为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区（图1）。青海土族所聚居的地区多为黄河及湟水河流域，文化空间处于汉文化、藏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文化叠加地区，也处于中原文化和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相碰撞交融的位置上，属多元文化集聚的敏感地区[4]。土族群众原信奉多神教，也有少数信奉道教，元明以后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汉、藏民族杂居，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 2 土族传统民居聚落生态智慧 2.1 土族传统民居聚落地域性特征 1）聚落形态与地形地貌相融合 青海土族居住于青海省东部农业地区，这里属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镶嵌地带，平均海拔为2300米。山地占全区总面积的96％，根据当地习惯分为川水、浅山、脑山三种类型1）[5]。早期的土族过着游牧生活，聚落多分布在浅山及脑山地区，民居修建于山坳之中的向阳坡面，这些山坳多为河谷形成的U型山坳，以求避风、向阳、临水，同时满足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需要。随着地势的起伏变化，民居建筑错落布置、因地制宜，村落形态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村落景观结构主要由村路、沟渠、绿化、打谷场、寺院、民居建筑等构成。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寺院及宗教标志物是组成村落空间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村落与寺院的关系往往是以寺为中心而建村，或是依据村落关系而设寺。寺庙等重要公共建筑占据重要位置，遵循“上寺下村”的布局方式，强调宗教信仰的至高无上以及体现出对村落景观的控制。早期的自然村大多是同宗同族聚居，现在的村落中一般是十几、几十甚至上百户为一个自然村，行政村实际上是若干家族村的联合，在一定程度上仍表现出聚族而居的特点[6]。从当地多民族杂居的角度看，土族聚落分布的地域形态表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聚落相对集中且密度较高，这主要是由于地形地貌的影响，受具有良好朝向且适宜建房的地形所决定的。（图2、3） 2）土族庄窠民居类型及特征 庄窠是当地汉、回、撒拉、土、藏、蒙古等民族共有的建筑形式，但受各民族文化及宗教传统的影响，土族民居具有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土族庄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居住为合院式布局，每户都有一所独立的庄廓院，一般占地0.5亩左右。庭院四周为四五米高的土墙，四个墙角的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