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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鲁迅能够成为学生们精神支柱姜广平：王教授您好！您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发表时，我们还在大学里读书，当时，学术界对您的这部主要著作反响极大。我记得当时我们不止一次通读您的这部大著。邮购或者复印了当时两期《文学评论》，您在文章中明确区分了中国现代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并把鲁迅小说置于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考察，成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客观上说，您是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学者。现在，您对鲁迅如何看？对鲁迅研究的现状又如何看呢？ 王富仁：至少在我认为，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的，正像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屈原、司马迁这样一些人物。在现当代的中国，鲁迅意味着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传统，而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流变和发展中，则是一类人的生成、存在和发展。在中国现当代的社会中，鲁迅的传统不是唯一的传统，它是在与其它不同传统的既对立又统一，既斗争又共存的过程中存在和发展的。但要从根本上消灭这种传统，正像在中国要消灭孔子、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的文化传统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把鲁迅的文化传统当作中国现当代唯一的文化传统，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想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根本抹去鲁迅的影响，斫断鲁迅传统的文化命脉，也是痴人说梦。 自然鲁迅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是存在和发展着的一种文化传统，但又不是唯一的文化传统，这就意味着鲁迅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蜿蜒起伏的。鲁迅研究者总希望鲁迅一直热着，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龙头老大，只要坐上鲁迅研究这班车，就会青云直上，成为永远的先锋派，这是不可能的。它也会有低潮，并且低潮的时候多，高潮的时候少――极少。但也正是在低潮的时候，鲁迅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才呈现得特别清晰和强烈，并为更多一些的人感受到它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鲁迅的文化传统原本体现的是进入现当代社会之后极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多数，水还是凉的，只有独异的个体“鸭”才感到水不是那么凉了，勉强可以下水了。在这时，不但那些不会游泳、不需游泳、厌恶游泳的不会下水，并且诅咒别人下水，就是原本会游泳、需要游泳、喜欢游泳的，也不下水甚至反对下水。在多数看来，“鸭”只是一个”疯子”或“傻子”。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狂人日记》，后来又写了一篇《长明灯》，说明他是意识到在现当代的中国，他是像“疯子”一样的人的；他还写过一篇《聪明人、傻子和奴才》，说明他又意识到在现当代的中国，他是“傻子”一类的人。“疯子”和“傻子”在社会上是不可能不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只是鲁迅比别的“疯子”和“傻子”更加不老实，不但不甘心受人歧视，反而要反抗，得罪了很多得罪不起的人，这就更不招人喜欢了。只要意识到鲁迅的传统即使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体现的仍然是“疯子”和“傻子”一类人的文化传统，我们就会知道，鲁迅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热的时候是少而又少；被中国文化重新压在最底层，只能像野草一样曲曲折折地生长，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你提到我的硕士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和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说好。实际上，那时的鲁迅研究，正处在历史上少有的一个高潮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一时难以转过身来，外国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加热，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向来又是讲温良恭俭让的，向来是主张“不为福始、不为祸先”的，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年头，能够支撑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的，大概也只有鲁迅一个人了。在当时，重视鲁迅的绝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李泽厚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中国有两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一部是《红楼梦》，一部是《鲁迅全集》。我那时正读硕士生、博士生，要写论文，要争取通过，写得认真些，出版的又早些。出版得早，受到的批判就比别人多。但那时“革命的大批判”已成强弩之末，而我们这些一文莫名的研究生却正处在“初生犊子不怕虎”的心理年龄阶段，“当头棒喝”对我们没有起作用，反而让我们有了一点可怜的小名气，四十多岁的我也开始被有些人“尊”为“青年学者”。实际上，我说的只是两句“大实话”：“回到鲁迅那里去”，研究鲁迅不回到鲁迅那里去还要回到哪里去？回到孔子那里去能研究鲁迅吗？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自然是两种革命，当然就是不相同的，当然就得区分。毛泽东不是鲁迅，鲁迅也不是毛泽东。这都是人人知道的真理，只不过别人没有来得及说，我抢着先说了出来罢了。到了后来，钱理群、汪晖等先生的鲁迅研究著作出来了，我的那本书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没有新鲜感了。 再后来，鲁迅研究的这个高潮期就过去了。不但社会上的人不再那么重视鲁迅，甚至我们搞鲁迅研究的人也不再觉着鲁迅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在过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