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施政理念及文治政策刍议.doc

建文帝施政理念及文治政策刍议[摘　要]建文帝在位期间，革祖宗之弊政，诞布维新，广施宽政，尊右文教，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初步构建起了一个彬彬文治社会，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洪武以来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危机。然随着“靖难之役”的爆发和建文政权的覆亡，这些举措和政策也大多未能付诸实践，随即湮没于滚滚历史长河之中。 [关键词]建文帝；施政理念；文治政策 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期间（1398-1402），企图重启三代传说中“以德为主，以法辅之”的文治社会，诞布维新，推行宽政，一度出现“道化融洽，路不拾遗”[1](卷12)之盛况。对此重要问题，既有研究大多论及“靖难之役”，永乐政局略有触及，而无专文予以全面、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揆诸建文史籍及相关重要史料，着重对建文时期的施政理念与文治政策予以初步探讨，以期全面、客观地认识建文帝及其时代的历史风貌和历史地位，进而为此后“仁宣之治”的出现，找到若干时代联结和历史缘由。 一、诞布维新，尊右文教 明初，“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闾，尚然元俗。”[2](卷51“纶涣志”)为改变这些颓风败俗，太祖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吏。早年，作为皇太孙的建文帝曾参与佐政，但他采用了与太祖不同的宽大政策。史载：“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3](恭闵帝本纪)及即位后，建文帝进一步对皇祖以猛治国、重武轻文的方针进行了调整，推行维新之政。主要表现在： （一）延揽雅士，辟能令贤。建文帝即位之初，即征贤举才：“命中外文臣五品以上及县令，各举贤才，毋问下僚布衣。”[1](卷11)“山林岩穴、有才德贤能之士”[4](卷2)，有司以实闻，诏命“礼请来京，授之禄位，以安黎庶。”[4](卷2)藉此，建文时期延揽征辟了大批文人雅士。例如，被誉为“读书种子”[3](姚广孝传)的方孝孺，建文帝素仰其贤名，遂召为翰林院博士，“举凡大政，辄咨孝孺”[4](卷七)。此外，还重用董伦、谢晋和杨士奇等当世名贤。又史载：“辽东高巍，倦居郑恕，金华楼琏，浦江郑楷，苏州钱芹，吉安萧用道等皆征用。”[5](正编上)一时间，建文朝野言路大开，守成令贤，忠义满朝，海内翕然，想望太平。 （二）“归重左班”，重用文臣。太祖待文官严苛，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以小过而遽戮”[4](卷2)者更是屡见不鲜。与太祖不同，建文帝则偃武修文，尊右文教，重用文士。诸如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户部侍郎卓敬以及朝臣练子宁、曾凤韶和王艮等，皆进士出身，时人称“秀才朝廷”。一方面，方孝孺等倡导的“以德为主，以法辅之”的治国理念逐渐浸润于建文帝的内心深处，进而成为其“文官治国”的施政理念和“宽猛得宜，诞布维新”[5](前编)文治政策的思想基础，也使君臣在改革道路上成为讲道论治、彼此唱和的同志。另一方面，建文帝“注思讲学，恬武兢文”[5](正编下)，提高文官政治地位，令“武官袭替，兵部关旨五府”[5](正编上)、“归重左班”[6](前集卷28，六部尚书表序)，更定中央六部官制，升尚书正一品，各部设左右侍中，官二品，加强了六部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此外，建文时还升国子监监丞为堂上官；革中书舍人，改为侍书，升正七品，入文翰馆，隶翰林院等。[3](选举制)这些举措，不仅改变洪武时代“重武轻文”的政风，也一定程度上变革了洪武时“事皆由朝廷总揽”[7]（胡蓝之狱）的皇权极端专制。正因如此，史称：“建文君宽仁慈厚，少嗜文章，不喜法律操切人。”[1](卷12载郑晓言)可以说，建文帝对士人态度的变化，影响了一代士风，亦如史载：“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劝”[8](京闱小录后序),“四年之中…一切以恺大行之”[1](卷12)。 （三）开科取士，志存教化。承太祖遗制，建文帝诏令京、省开科取士，于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命方孝孺主考应天，录214人。其中所得“鸟中孤凤”[5](前编)刘政，孝孺称其为“可托孤寄命者”[5](前编)，深器之。即使在靖难之际的建文二年（1400年），建文政府也例行科举，策试礼部贡士，得人110，赐胡靖、王艮、李贯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与此同时，建文帝重视倡导教化，躬郊视学。史载：“上闵思文不古，思所以复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吴尤甚，因责祭酒，考次优列者，赐归省。”[5](前编)由此，建文时期教化趋于勃兴，民风日益敦厚，“士林相矜，以为太平盛事”[5](前编)。四年之间，“志化几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仪，百姓乐利而重犯法。”[1](卷12) 后世盛赞洪武、永乐军功强盛，耀武四方，但在儒士文臣眼中，建文帝优容文士、尊右文教的治国理念，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因此，建文帝得到了士大夫的支持和拥戴。靖难后，方孝孺等大批文臣“踊跃致身,趋死如归”[5](正编下)，“建文之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