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儒家-古董、教义、治国之道-.docVIP

当下儒家:古董、教义、治国之道?对于中国来说，指向政治体制的改革仍是一个紧迫而严峻的命题。而呈现激烈变化的社会，也急需一个重建方案。这些都需要吸取有益的思想资源。 在这个大背景下，儒家的努力越来越引人注目。它折射出来的一个抱负，就是重回政治和道德的“正统”地位。由此激起的相关构想和争论，隐喻着中国在政治和社会转型中的焦虑与迷茫。 很显然，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已经进入官方的话语体系。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提法，孔子学院的运作，还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说的“中共是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都有了一种全新的意味。而在未来，传统文化将以怎样一种方式在官方话语中出现，中国的未来走向又将具有何种可能性，也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猜想。 在今天，曾经被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所激进排斥的儒家想努力进入政治文化和道德的中心，这可行吗？围绕儒家的各种争论，又折射出了中国政治怎样的现实？ 就此，《南风窗》记者分别访问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他们对于儒家的这场“复兴”，它的现实困境及可能的命运，中国在政治民主进程中注入思想资源的方法论，有着独到观察。 儒家与古今之变 当儒家遭遇“公民社会” 《南风窗》： “求变”可以说是今天中国的一种国民心态，因为谁都清楚许多问题不能一直拖下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政治认同的层面，目前这种求变的预期似乎在放大。 高全喜：是的，多年来，“经济增长”是官方和民间所共享的一种话语，它具有了政治认同的功能。但现在，在贫富悬殊，以及今年的经济下行中，挑战已然不小。如果老百姓不信某种东西了，官方对它再怎么力保，似乎也是无济于事的。那么，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政治认同的文化资源也是一个选项。 《南风窗》： “政治儒学”的兴起似乎契合了这种焦虑。最近，儒学群体参与现实政治社会变革的努力很活跃，由此引起了一些被认为是来自“自由主义”思想阵营的批评。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高全喜：对于儒家的这种思想转向，我是乐观其成，虽然觉得他们有点言过其实，话语多，行动少。但“自由派”的批评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批评对象不应该是羸弱的儒家，而是蛮横无理、不受约束的权力。 《南风窗》：这种批评有没有对传统某种本能似的恐惧在内，有必要吗？ 高全喜：是有这个因素。但在我看来，现代的专制主义并非与儒家有着必然且全方位的关联，它们另有来源。而且，作为历史的传统以及人们的行为礼俗，自由主义不能过于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奉行的价值可以抛弃传统而从天上掉下来。 一个具有自由、民主特征的政治社会秩序，需要可以构成最基础正当性的东西来支撑，这就是你的文化、心灵、宗教基础。关于人的天赋权利的一些预设，当然可以支撑一下，但它们是不够的。 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美英，还是法德，它们在政治架构上固然有共同、普遍的标准，但其中的很多方面，是和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联系的。所以，当我们要推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时，不能对传统采取绝缘的对立态度。 《南风窗》：如果说彻底否定传统是不可取的，那么，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制度建构中这些传统又当被置于何种位置呢？对于权力来说，儒家曾经被极度边缘化。既然它可能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合法性装饰，那当然在既有权力中难以获得“正统”地位。今天，会有另外的可能性吗？ 高全喜：这要看儒家是否秉有自由的自主性。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其某些构想，如果不说坠入彀中，但也与自由宪政相去甚远，在今天是不可行的。不过，我认为时下一些激进自由派也是肤浅的，他们对于开发传统资源缺乏敏锐意识。只有那些深通英美经验主义和普通法宪政的自由派，才觉得接续传统是中国文明进步的正道，中国的社会变革需要经历传统的保守、改良和演进。 《南风窗》：那这样说，儒家和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可以兼容或结合？ 高全喜：结合当然是可行的，而且也是一种大趋势，但要搞清楚，自由主义是大脑和结构，儒家传统是血液和躯体，这是中国古今之变的大议题所致。自由、民主、宪政，实质上没有中西之别，只是现代的表现方式有中西之差异，而且西方各国也有差异。儒家要进入现代，必然是进入自由主义的大格局，这是毋庸置疑的。 不可逆的古今之变 《南风窗》：假定在进一步的改革，以及政治民主的推进中，我们很难离开历史传统去想象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的话，那么，儒家有哪些东西可用？ 高全喜：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公序良俗、伦常礼仪等等，很多东西都可以发扬光大。从宪政的视角来看，现代的政治秩序未必需要一个道统，有一个正义的宪政框架、制度安排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假如需要提供一些政治正当性支撑，人民本身就可以了，人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新神。 《南风窗》：有一种很精英调调的说法是：人民是不可信的。 高全喜：这就涉及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