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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碳交易法律促导机制探究摘要：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面临巨大的减排挑战，同时也面临碳市场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顺应节能减排领域对碳交易市场化的法律需求，发挥法律在碳交易市场创建、交易规则形成、市场规模扩张、交易平台构建、交易形式创新等方面的制度优势，是当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化进程中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充分利用我国巨大的减排潜力所形成的交易影响力，在国际碳交易市场化进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我国在低碳发展中“后发优势”的重要保障。因此，探讨法律在碳交易市场化进程中对碳交易市场创造、交易技术保障、物质保障、制度保障、交易平台、碳权保护等市场化环节中的基础性促导和保障作用，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碳交易；市场化；法律需求；促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110-007 一、我国碳交易发展基本态势和市场潜力 碳交易，又称碳排放权交易、碳配额交易、碳信用交易，是指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一国或特定区域，为削减本国或本区域温室气体排放，在总量控制或基准排放水平确定的基础上，以温室气体排放权或排放配额节余指标为交易对象，在纳入交易体系范围内的排放实体或减排主体间进行交易的市场化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和政策工具。其目的是降低减排成本、促进减排技术研发和实现经济发展模式低碳转型。气候变化背景下，各国政府皆承受着国际减排义务和国内低碳转型的双重压力。碳交易减排机制和制度，由于具有信息成本低、减排效果明确、能激励和促进清洁技术发展等多重优势，被视为一种可持续的长效减排机制。[1]54-57 与一般性商品交易不同，碳交易是外部性产品交易，是法律拟制的产物,需要较严格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条件。理论上，只要碳排放权通过立法拟制具备稀缺性和可流通性，碳交易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和不同主体间进行。但在事实上，囿于认识观念、公众意识、技术条件及政策水平等方面的不足，我国碳交易呈现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减排额开发为绝对主导,并严重依赖于国际买方市场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得益于国际CDM市场成熟的管理机制和运作规程，我国CDM项目批准注册和CERs签发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交易额更是多年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清洁发展机制下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供应国；另一方面，我国在国际上长期处于碳市场最底端，是国际碳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和CERs市场的低端提供者，交易规则和减排标准的缺位限制了中国全面开展强制性碳配额交易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国各种类型的碳交易已经初步行动，碳中和、碳抵消等自愿性碳交易开始试水；我国亦已准备在特定区域和领域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并将能耗和减排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个地方或行业；碳监测和碳资产经营咨询服务行业也获得迅猛发展，产生了一批以碳市场发现、碳风险防范和碳投资咨询为主业的碳交易服务机构。凡此种种无疑都在表明，碳交易政策缺失、市场需求不足、碳计量监测能力和机构不健全、核证机制匮乏等各个制约碳交易良性发展的瓶颈因素正在逐渐被克服，我国碳交易正处于全面市场化发展的前夜。 （一）我国碳交易发展的基本态势 1、碳交易市场潜力和价值得到产业界广泛认可，碳资产管理意识和经营意识、碳风险防范意识普遍增强；碳交易使碳具备了“货币”属性，通过碳交易，使得企业减排行为具有资产管理和价值创造的功能，并能有效防范未来碳强制减排约束下的碳风险和国际市场机制下的碳壁垒，进而引领企业在低碳发展和转型上的更高层次的竞争，促使企业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 2、各种碳交易形式开始试水，碳交易处于市场化过程中。继我国2009年首例自愿碳减排交易：上海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之后，各地自愿交易“碳中和”、“碳抵消”业务活动层出不穷。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推出“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2010年1月推出“世博自愿减排平台”，广州环境自愿交易所设立公益性的“广州碳中和基金”等等。2010年8月深圳大运会推出“我为大运碳抵消”首次向普通公众推出可自助购买抵消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场馆和赛事中产生的碳排放的交易平台。随着大运会“碳中和”活动的兴起，更多的人参与到自愿减排行列中，各种形式的碳交易众采纷呈。 3、后京都气候谈判中我国碳交易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后京都气候谈判围绕的焦点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性减排义务。作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第一的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和挑战，同时也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发展模式粗放，我国具有巨大的减排潜力。在国际气候框架下，积极利用国际减排机制，利用碳交易市场，引进外来资金和技术，推动我国产业低碳转型和经济发展模式革新。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碳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