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史上两次群众诗歌运动.docVIP

新中国历史上两次群众诗歌运动[摘要]“大跃进民歌”和“天安门诗歌”具有共同的典型意义，但因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大跃进民歌”是自上而下，由领导者组织发动的一场全国范围配合正在开展的“大跃进”的诗歌运动；而“天安门诗歌”则是在极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群众自发地以诗歌为武器，追悼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而爆发的一场群众示威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对人们心灵的震撼，弥久不衰。两次诗歌运动真切地印证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真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也是文化创造的主体。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大跃进”　四五运动　民歌　诗歌　群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D65；K27；G24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2－0056－07 “大跃进民歌”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新民歌；“天安门诗歌”是1976年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而形成的诗歌运动。虽然前后时间相距较远，但它们具有共同的典型意义。两次群众诗歌运动都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以“政治诗”的形式，与时代相应和，形成了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诗歌运动。“政治诗”与“运动”是它们共同的形式。当然，因为时代的不同，它们又具有各自的特色。“大跃进民歌”是自上而下，由领导者组织发动的一场全国范围的诗歌运动；而“天安门诗歌”运动则是在极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群众自发的以诗歌为武器，为追悼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而爆发的一场群众示威运动。这两次诗歌运动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大力提倡发展繁荣群众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今天，这两次群众诗歌运动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大跃进民歌”运动 (一)初期的“大跃进民歌” “大跃进民歌”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新民歌的延续和发展，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也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全国解放后，各族劳动人民政治上翻了身，往日的奴隶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广大劳动人民心里充满着幸福感、自豪感，“诗言志，歌咏言”，他们迫切地要求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愿望抒发出来。新民歌自然而然地兴盛起来。特别是1957年冬到1958年春，各地农村依靠集体的力量兴修水利，创造了个体农民所意想不到的种种奇迹，看到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农村中出现大量抒发豪情、赞美英雄、描绘理想、歌唱未来的新民歌。1958年初，中国文艺研究会编选了《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共收录新民歌300首。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引用过其中一首《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里用夸张和想象手法，塑造了一个向大自然发号施令的巨人——“我”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征服大自然的信心、气魄和豪迈意志。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赞扬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在“大跃进”形势中，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状态激发了诗歌创作的热情。 (二)毛泽东的重视和倡导 毛泽东非常看重民歌民谣，1957年1月，他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时说：“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搜集民歌民谣，古已有之。“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他在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提出要搜集民歌，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他还说：“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什么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也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得很，知识分子还没有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因此必须把下层群众创造的东西加以提倡。”“在广东农讲所的时候，发动学生搜集民歌，几百学生，各省都有。从这些民歌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些民歌后来丢失了，非常可惜。”毛泽东之所以这样看重民歌民谣，一则是搞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渠道，一则是鼓舞民气的重要手段，一则是老百姓文化创造的一个最普及的形式。 (三)各级政府机关积极组织推动 毛泽东提倡民歌的消息很快传开了。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搜集民歌的意见发表了社论——《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赞扬新民歌是“群众的智慧和热情的产物”，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