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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思想地位
旧邦新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思想地位摘要:从思想史的层面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承载着“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功能,具有“旧邦新命”的思想地位。“旧邦”是指古老的中华民族,“新命”是指在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秩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一个新生的、还在继续成长的思想形态,是对现当代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逐渐凝聚而成的文明新秩序的表达与概括,体现了文明秩序原理的价值与功能。
关键词:旧邦新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思想地位;文明秩序原理;春秋繁露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117-012
通行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地位归纳为三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这个《读本》还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作用归纳为五点:“我国一切立法活动的思想先导”、“我国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思想基础”、“确保我国司法机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实现司法公正的思想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的价值指引”、“发展法学教育、繁荣法学研究的重要保障”,等等。[1]这两个方面的界定与概括,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承载的一些功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界定与概括主要局限于专业性的法律、法治领域。如果我们超越法律、法治的专业视界,如果我们从更宽广、更幽深的思想视野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享有的思想地位、所承载的思想功能,也许就不止于此。
简而言之,本文的研究发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用冯友兰所说的“阐旧邦以辅新命”或“旧邦新命”来概括。为了对这个观点进行有效的论证,下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为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建构一个简单的参照系,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古今中外的同类思想形态进行比较,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探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思想史上的位置。接下来,分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诞生的思想背景,以阐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时而生”之“时”到底是什么;也许,只有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中,才能更恰切地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在此基础之上,再来考察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的文明秩序的基本脉络或基本骨架,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这种逐渐成型、逐渐定型的文明秩序的确认、提炼、总结,以证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文明秩序原理之地位与功能。最后,是一个结论和延伸性的讨论,旨在进一步廓清本文的观点,同时也对可能出现的诘难予以初步的回应。本文希望,通过这样的论述,有助于促成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更深入的思考,有助于促成关于当代中国文明秩序走向、文明秩序原理的更深切的关怀。
一、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参照系
如何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地位?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必要通过对思想史的重新排列、重新建构来寻找。在思想史上,有一些思想形态所拥有的思想地位,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拥有的思想地位,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因而,可以把它们作为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思想地位的参照系。
宏观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社会、中华文明在转型过程中诞生的思想形态。在东西方文明史上,在深度、广度、规模、影响诸方面差可比拟的历史转型主要有四次:西方有两次,中国也有两次。让我们依次分析。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转型,是从“古代”转入“中世纪”,或者说,是从”前基督教文明”转入基督教文明。在中世纪的入口,一种新的文明秩序逐渐展开:基督教的地位持续上升,精神权力对西方文明秩序的塑造能力持续提升,在西方文明世界中的影响力持续增强;神权与政权双峰对峙,教廷与宫廷二水分流。对于这种新的文明秩序,奥古斯丁从思想上、理论上提供了最有效的论证。他在公元413~426年间写成的《上帝之城》,可以视为西方中世纪文明秩序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说明书。对此,包利民认为,“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目的就是要使当时已被称为国教的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命运脱轨,基督教不与任何具体现实政治等同。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共同体——真正能够实现人类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只存在于上帝之城中。”[2]周伟驰的研究发现,“《上帝之城》颠覆了古典哲学的国家正义观。维吉尔在《埃涅阿斯》里把罗马说成是按照正义秩序的形象造出来的,奥古斯丁则说,罗马从未、也不能变成正义的形象。任何人世的建制都不能。唯有上帝之城才有完美的秩序。”因而,从总体上说,《上帝之城》“关于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政教关系、社会和国家的区别、正义的思想”等等,“对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影响巨大”,[3] 29-30甚至可以视为西方中世纪文明秩序的大宪章。赵敦华也相信,通过《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解释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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