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教育理念、模式及评价机制刍议.docVIP

法律职业教育理念、模式及评价机制刍议在中国现有法律职业共同体中，除以法学研究为己任的学者外，绝大多数法律人是以法律的实践应用为归宿的，皆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与此相关，作为以应用为目的的法律职业教育，有着鲜明的务实性的要求，应有着不同于学术研究者的培养模式。 一、法律职业教育的理念定位 传统的经院法学教育有其自身规律，本不应妄加菲薄。但对于法律职业教育而言，如果一味地以培养精研法学理论、熟谙法律条文的“法律人才”为追求，而忽视了培养对象的“入世处世”能力，则不免失之偏颇，于法律实践颇为有害。实践中，很多的法律业者不可谓不熟知法理，但对于案件的处理却往往背离基本的社会公知，屡屡出现的合法不合理的判决即是其中明证。时至今日，以至于法律人已经被深深地戴上了“不争气”的帽子。［１］ 职业自律是法律职业者的内部约束，从行为心理的角度看，自律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律的强化，奖惩机制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这在自律的培育期尤其如此。但外部监管的效果最终需要转化为主体的自身认识，成为其内心确信的道德血液才能发挥对法律职业行为的指引功能，这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内化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法律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道德与职业行为伦理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尤为重要。在当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核心价值观，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使之成为司法人员内在追求，是解决司法人员存在的问题，还法律职业应有权威与社会认可的根本保证。［２］明确了法律职业的价值追求，仅仅完成了一个认识论的前提，关键还在于如何让追求得以良好实现，这就需要系统的科学的教育模式设计。 二、法律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 （一）教学模式的设定 在教学模式的设计上，可以采用不同于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利用各种生动的教学形式与辅助工具，让受教者能够更多地亲身参与和体验。心理学的大量实验证明，一次参与度高，内心体验丰富的活动，参与者掌握获取信息的可靠性要远高于传统的灌输方式。一些学员高度参与，甚至主导的教学形式都是可以选择的方式。如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分组研讨与辩论、法律诊所等等，都不失为可取的选择。 一次鲜活的实践教学可以迅速地调动起受教者的参与意识，让其能够现有的知识背景高速运转，实现对任务的处理。任务处理的过程与结果可以让受教者更多的间接经验转化为印象更为深刻的直接经验。由于受教者的知识结构与背景不同，对于任务的处理会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甚至分歧，这就需要教育者的引导与点播，进而实现教师与学员的思维互动，教学相长。当然，现有的实践教学模式也有需要反思之处。受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惯性影响，模式的设计与选择依然存在着过于注重知识传递的倾向，教育者往往习惯于预设一个思维定势，并过分强调对学员的引导作用，这在本质上依然是灌输式教学的翻版。一个成功的实践教学，应更关注受教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充分相信受教者的自我学习能力，并在其亲身参与过程中引导其实现愉悦的内心体验。 （二）组织形式的选择 当前，法律职业教育资源有限与受教需求量庞大的矛盾突出，法律职业教育中往往课堂规模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教育者应用式教学的开展，影响到了教育效果。鉴于此，应尽可能地通过调整教学班次、课程频度与时间等方式，将大规模的教学形式逐步缩减，化大为小，尽量多采取小班制教学，以便于学员与教师之间的充分沟通。如条件许可，在场地设计上可以采用圆桌式与开放式。教师作为组织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传道授业的色彩，更多地发挥启发与组织保障的作用。当然，这种教学形式看似轻松，但实际上对教师的要求会更高。除了课前的教案设计与信息储备外，还要求教师具有熟练的临场把握与现场答问的能力。 （三）自身定位与观念转变 应该指出，法律职业教育中存在着教育者自身重新定位与观念转变的问题。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下，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身份是被普遍认可的与接受的，师道尊严也不容挑战。但在这种开放式的法律职业教育中，一方面对教师专业素养与应变能力的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受知识背景的限制，教师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通才。因此，很可能出现对学员的问题无法解答的情况。对此，教育者要一方面要找准法律职业教育的自身定位，从传授者向组织引导者转化；另一方面，教育者也应有正确的心态，对于不知道的问题完全可以坦率地说无法解答。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情况应该成为职业教学中的一种常态。因为，面对具有大量实践经验的学员，其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本身即无定论。对此，正确的应对之策是实事求是面对问题，与学员开放地共同讨论，而思想的灵光地可能恰恰产生于这种充分的研讨过程之中。 （四）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兼顾 尽管在法律职业教育中以应用为导向，但也注意不能矫枉过正，过度地强调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