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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楚辞章句序》翻译 以前孔子睿圣明哲，天生卓尔不群，高于侪辈，确定经典学术，删定《诗经》、《尚书》，使《礼》《乐》雅正，制作《春秋》，使后世治国者有所依循。孔子门人三千，个个通晓老师论述六经的微言大义。孔子死后，大义离乱而微言断绝不传。 其后周王室衰微，战国群雄纷争，礼仪道德坍塌崩溃，谲诡奸诈丛生于人心，于是杨朱、墨翟、邹衍、孟轲、荀卿、韩非之流，各自以其所学著书立说，有的传述古人，有的借以显达于当世。屈原恪守忠义而造人污蔑陷害，心中无限忧郁悲愤，故遵循《诗经》传统而作《离骚》，对君，有讽谏规劝之用，于己，则聊以自慰，抒发郁结之情。当时，君主昏庸，朝政紊乱，而忠贞之言不被采纳，愤懑之情充斥胸间，时或喷薄而出，于是又作《九歌》及其以下25篇。楚国人民为屈原的高风亮节、瑰丽文采所折服，因而将其作品辗转传播。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武帝廓清天下杂说以求正道，使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经章句》，大义正道又得以发扬光大。后世的俊彦豪杰，莫不高山仰止，皆望屈子项背各作词章抒写一时情怀，而辞藻体制皆依《离骚》之制。刘向整理校雠经书时，将其分为十六卷。孝章帝即位，着力挖掘弘扬六艺大道。此时班固、贾逵又各以自己所知修改增删以前存疑之处，各自作了《离骚经章句》。而此之外的十五卷则置之不理。还将“壮”误作“状”，像这样违背原义，叙述有失简要精炼处显而易见。现在我又以自己的学识，在已有文献中扒剔钩沉，与笺注解释相结合，作《楚辞章句》十六卷。虽然不敢说能穷尽其深微奥妙之处，但其主旨大略可显现无疑了。 况且，为人臣的准则是以忠心正直为最高，以坚守气节为优秀。故有以逆耳忠言护持其国家，抛弃生命以成全仁义。基于此，伍子胥逃亡江湖而不遗憾，比干遭剖心而不后悔，然后为忠信榜样，得以名扬天下、荣显后世。如果身怀经世之才而不贡于国家，佯狂而无所作为，国动荡时不能扶持，危难时不能安定，一味优柔，顺而从君上，观望而避祸，即使能得百年之寿，有志之士也必以为耻辱，山野村夫必以为下贱。 看我们的屈原，满怀忠贞，品性高洁，正直如箭矢，如磨刀之石，发言美若丹青，在其位之时，竭忠尽智，被黜之后，奔走呼号连性命也不顾。这行为，是旷世未有之高行，这人，是豪杰中的豪杰。而班固说这是炫耀才能，捧扬自己，纠缠于小人泥潭之中。还认为屈原以椒、兰之物讥刺怨恨怀王，自己欲求高位，而怨尽他人，不被容纳，就愤而沉江自溺，这都是污损高尚，尘蒙清洁之举。以前伯夷、叔齐有国而不居，安分守礼，周灭商后他而不食周粟，直至饿死，这难道能说是欲求高位，而怨尽他人吗？况且诗经上怨刺君上的话是这么说的：“哎呀，你这家伙不知道好歹，就需要耳提面命”。讽谏之语，在这儿最为恳切激进。但孔子删定《诗经.》，还是将其作为《大雅》。两相对照，屈原的言语，算得上是温和有度了，这不正是君王昏聩，耳提面命使其警醒吗？而班固之流以为是炫耀才能，捧扬自己，怨尽他人，实在是有失公允。 那《离骚》行文之时，依托五经以阐发大义。“帝高阳之苗裔”其立意相当于“厥初生民，时惟姜嫄”。“纫秋兰以为佩”相当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昔揽洲之宿莽”，相当于《易》中的“潜龙勿用”。“驷玉虬而乘鷖”，则相当于《易》中的“时乘六龙以御天”。“就重华而陈词”，则相当于《尚书·皋陶谟》一篇中皋陶在舜帝前陈述其谋。登昆仑而涉流沙，就相当于《禹贡》书中描写的九州水土之分布。所以说，才智超群之人其语言博洽，才华横溢之人其见识高远。屈原的文辞完全称得上博洽高远。屈原自沉之后，见闻广博、学问通达之名儒写作词赋之时，莫不效法其形式，遵照其结构框架，吸取其精微奥妙之处，腾挪其华辞丽藻。正所谓，屈原之文有金玉之质，百代罕有匹敌，名垂千古，永世不灭！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从李清照《论词》看苏轼豪放词（累死累活的考据结论）李清照在其《论词》中总结了前人词家创作上的优缺点，并指出了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特点及创作标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她认为，词之区别于诗，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应保持自己的特色。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几点： 一、高雅 李清照批评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陈下”，反对以俚词俗语入词。主张为词应像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文人的清高情趣和格调。 二、典重 李清照不满贺铸作词“少典重：，认为作词应当端庄典雅，不宜轻佻为之。 三、浑成 李清照重视文学的整体性，批评张先、宋祁有佳句而无佳篇，“破碎何足名家”。认为词应有整体的意境，浑然一体。 四、协乐 李清照认为词要严格遵守五音六律及清浊轻重，反对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作词不协音律，并讥其为“句读不葺之诗”。 五、铺叙 这是由于当时长调慢词盛行，故而李清照认为词要注意铺陈，不满晏几道多为小令而少铺叙。 六、故实 故实即运用典故，用典得当可以增加作品的典雅，充实作品的内涵，李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