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领域大额与可的疑信息报告制度的经济学分析.docVIP

反洗钱领域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从国际上打击洗钱活动的经验来看，反洗钱 法律 和机制较健全的发达国家和国际反洗钱组织都将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作为 金融 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重点措施之一（杨胜刚、何靖，2004）。一般说来，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要求金融机构予以特别注意的交易包括所有复杂的交易、不正常的交易或巨额的交易以及无明显 经济 目的或合法目的的定期小额交易。金融机构一旦怀疑上述交易可能构成非法活动或与非法活动有关，应立即向主管机关报告可疑交易。同时，还规定金融机构及其雇员、职员、董事、所有者或法律授权的其他代表，对可疑交易的报告，只要遵守规则善意进行，不论结果如何，免除由任何合同所施加的披露信息的限制，免除由任何法律、法规或行政规定所施加的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善意免责规定对于促进金融机构与政府合作、保护金融机构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从经济学 理论 的角度来探讨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文章分三部分，首先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 分析 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的必要性；然后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分析金融机构在进行“报告收益”与“报告成本”的比较分析之后，遵守个体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的“理性”选择；最后针对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行为结合我国情况提出对策。 一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 ，即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AkerlofG.,1970；Spence,1972；J.Stiglitz,1981)。在金融机构洗钱与反洗钱的领域内，这种不对称信息更为明显：金融机构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可以从容地进行包装；而反洗钱主管机关处于不利的位置，双方对真实信息的拥有程度有较大差异。这种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严重 影响 了反洗钱主管机关对金融机构经营情况的判断。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如果缺乏必要的信息约束与制度约束，作为信息优势方的金融机构，就有可能产生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即为了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以及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虚假信息等，以逃避反洗钱主管机关的约束。因此，信息交流不完善是导致金融机构纵容洗钱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AkerlofG.(1970)提及的“Lemon（次品）”问题一样，当金融机构对资金运动拥有比反洗钱主管机关有更多的信息时，纵容洗钱的金融机构就可能驱逐积极反洗钱的金融机构，从而导致黑钱猖獗，使市场上黑钱的比例增加，而合法的资金比例下降。解决这种“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问题的办法，就是设法将信号传递给没有信息的反洗钱主管机关，或由主管机关诱使金融机构尽量多地披露相关信息（Spence,1972）。 然而，在国内，一些金融机构的保密条例阻碍了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在国际上，由于国家的主权性，一个政府想要拥有本国居民在外国投资的内部信息十分困难——一些国家金融机构的一些规定有效防止了一些账户的泄密、复制和转移等，妨碍了各国之间信息的有效交流。这样，这些国家成为那些希望保持其账户秘密性的客户的最好选择，成为一些不法行为收入的最佳去向(BSA,2000)。有迹象表明现在洗钱的中心正在逐步向 发展 中国 家转移，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完善，尤其是金融系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大额与可疑信息识别与披露机制，无法协调反洗钱各方的信息沟通。而与此相比，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建立了专门的机制如美国的金融犯罪执法 网络 (FinCEN)，澳大利亚的可疑交易报告分析中心(TRAD)等。 由此可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需要相关制度来解决让金融机构说真话的问题，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存在的理由就 自然 生成了。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主要是反洗钱主管机关针对信息不对称而采取的措施。其作用有三：一是增加了洗钱的成本和难度。金融机构实施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后，便负有法定的对特定交易保持高度警惕的义务，洗钱者则在利用金融机构洗钱时会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加以谨慎考虑。二是有利于主管部门获悉洗钱信息，收集证据，打击犯罪。一个典型、完整的洗钱过程可以分为放置、培植以及融合三个阶段（Molander,Mussington,andWilson1998;FATF-OECD1999）。在实际的洗钱操作过程中，三个阶段有时很明显，有时则交叉运用，难以截然分开。一般来说，对洗钱者而言放置阶段是最困难的一步——洗钱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将从毒品等犯罪交易中所获得的大量现金改变成便于携带和隐瞒的形式。一旦进入培植阶段，识别和追踪就会变得相对困难（Molanderet.al.1998）。因此，各国通常首先针对放置问题采取措施，以打破洗钱过程中最脆弱的环节。由于洗钱者在放置过程中经常将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主要的利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