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理论在企业的年金管理中的应用与启示.doc

金融监管理论在企业年金管理中的应用与启示 内容摘要：养老保障体系“三大支柱”中的第二支柱即企业年金，在我国还处于需求高涨、潜力巨大的发展起步期，但是对其监管存在较多问题，本文从监管理论角度出发，分析监管理论演化发展历程以及在企业年金监管中的应用，以期对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监管体系有所启示。 　　关键词：企业年金 监管理论 应用 　　 　　美国1963年发生的“斯图特贝克事件”、英国1991年发生的“麦克威尔事件”以及我国2006年发生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对各国企业年金的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事件背后则反映出对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企业年金的监管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从监管理论角度出发，分析监管理论演化发展以及在企业年金监管中的应用，以期对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监管体系有所启示。 　　 　　 主要监管理论的演化发展 　　 　　监管（Regulation）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通常是指运用法律手段来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监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企业年金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理论体系，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金融监管理论。监管理论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发展紧密相联，事实上，监管的历史就是不断变换政府行为及其重点的动态过程。 　　在经济学历史上，社会经济生活的监管与非监管呈现交替变化。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完全竞争状态下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社会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市场往往不能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运转，在许多方面存在缺陷，出现市场失灵，从而导致社会资源不能达到最优配置。自由放任经济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日渐高涨，公共利益理论（The Public Benefit Theory）应运而生。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市场失灵导致金融资源配置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Stiglitz，1981；Varian，1996)，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降低或消除市场失灵的手段。 　　在公共利益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管制，其结果是增强了政府调控能力、摆脱了经济危机，但又陷入了另一个危机：一些国家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财政赤字膨胀、官僚政治盛行等负面结果。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放松和取消政府管制的呼声日益高涨，随之而来的就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利益理论盲目相信政府在纠正市场机制缺陷方面的能力，想当然地认为政府是独立的机构，可以超越各种利益集团间的冲突维护公众利益。 　　 　　公共利益理论及其在企业年金监管中的应用 　　 　　公共利益理论从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外部效应（Externality）和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三个市场失灵现象来论证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企业年金同样存在这三种现象。 　　（一）自然垄断 　　市场存在垄断时，厂商操纵商品价格和产量，获得超过市场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导致市场失灵。垄断给社会带来更高的价格、更低的产出和更差的服务，社会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管制加以消除。 　　由于企业年金非强制性，年金发起企业处于垄断地位。企业年金如果在缺乏政府管制的环境中运作，可能被发起企业作为控制年金参与员工的一种手段，比如企业可以通过控制年金账户转移权来限制年金参与员工转换工作，从而控制年金参与员工流动，进而影响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这与我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目标相违背。另外，发起企业和受托人相对员工而言处于垄断地位，从而可以控制年金参与员工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对企业年金计划治理主体或管理人施加压力，受托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企业年金基金，而不是努力使企业年金资产保值、增值。所以，员工自身并不足以消除发起企业和受托人因垄断地位而产生的市场失灵，政府监管是必要的。 　　（二）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是指提供一种产品或劳务的社会费用（或利益）和私人费用（或所得）之间的偏差，即外部性。外部性是“不直接反映在市场中的生产和消费的效应”，某些代理人的行为对其他代理人产生无法价格化的后果时，就会产生外部性。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私人可以走到一起协商解决外部性问题，但各方的协商成本往往很高，所以存在外部性时，一般倾向于通过政府监管来消除外部性问题。 　　企业年金运营中的外部效应显著，企业年金基金本身需要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达到保值增值目的，与银行、基金公司等机构关系紧密，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管体系，年金基金可能会受到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年金运营机构）危机的影响，导致基金资产价格下跌，使年金计划失去偿付能力；并且还可能因为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波及其它企业年金计划参与者的信心，减少企业年金基金的缴费，或者提前退休和集体退休而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