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1644~1722）地方官学教育的实质内涵王崇峻.DOC

監督與控制── 清初(1644～1722)地方官學教育的實質內涵* 王崇峻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 (收稿日期：2003年5月15日；接受刊登日期：2003年10月6日) 摘 要 明清的朝代遞嬗對儒家學者產生巨大的衝擊，驅策著他們對傳統文化與政制進行深入的反省，順應著明末的學術風氣，學者們對教育、考試與思潮都提出許多主張。然而，從順治到康熙的清初政府對學者們的意見卻少有回應，在地方官學教育政策上，完全繼續著明代專制政治的發展，以學校為統治機器的一環，其實質內涵即為「監督與控制」，從教師、生員到學術思想莫不如此，教師的地位和職責、學生的陶養、學校的課程等諸多事項的革新，都不是政府教育施政的重點。特別在學術思想上，康熙帝大力提倡他偏好的程朱理學，壓制挑戰權威的陽明心學，使明末的多樣思想不再、議政之風不存，士人汲汲於科舉，節義經綸之事無與於其身。本文試著整理學者們對學校教育的意見，並對比清初政府的教育施政，希能瞭解二者的互動關係，以掌握專制政治下的教育內涵。 關鍵詞：教育政策、程朱理學、專制政治 壹、前言 明清時期的教育制度，大體上由明太祖奠下基礎，尤其是每一府州縣地方皆設立官學，並在大部分的時間中維持其考試與宣講的功能，相對於明清以前官方辦學的興廢無常，這一成就是相當突出的。另一方面，透過官學生員資格的考試與科舉制度的建立，把學校與科舉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亦使民間教育能主動又方便地配合朝廷的教育方針。 然而，明清時代專制政治的發展，又使學校成為統治機器的一部分，學校師生在行為與思想上都受其宰制，朝廷的統治力量益形深入民間，學校的現實處境，也與儒家學者們心中的典型愈來愈遠。雖然明清的朝代遞嬗對儒家學者產生巨大的衝擊，驅策著他們對傳統文化與政制進行深入的反省，尤其在教育、考試與思潮各方面都提出許多深入且精彩的主張，但是在具體官學教育措施中，卻少見有太大的改變。本文嘗試整理學者們對學校教育的意見，並對比清初政府的教育施政，希能瞭解二者的互動關係，以掌握專制政治下的教育內涵。 貳、監督教師與控制生員 一、防範提學官舞弊 明清地方教育的管理權直接由中央掌控，明代正統時期於布政司下設儒學提舉司，有提學官一名，由朝廷直接任命，管理全省的學校事務。清代大體承襲明制，於各省設督學道，以各部郎中進士出身者擔任，其中順天、江南、浙江因與一般省分不同，稱為提督學政，到雍正時一體改稱學院。主要職掌為負責生員考試、主持儒學的歲考和科考、考核教官等事項。 其中生員的考試關係其資格的獲得與素質，所以特別受朝廷重視。順治八年(1651)，規定提學官主持生員的歲、科考試，錄取的文字要以純正典雅為主，並定期將試卷解送中央覆核，也就是磨勘，主要目的在查考其公正性，以監督提學官是否舞弊，若生員文詞詭謬，就由中央直接褫革，並依數量的多寡議處提學官。次年又規定優等生員的名額，大學不過五名、小學三名，解送的試卷必須用原本真卷，不許提學官有改謄潤色的行為。康熙二年(1663)再規定，若禮部檢查出詭謬的試卷，提學官就要遭受最重為革職的處罰。 磨勘的規定，一直延用到康熙十二年(1673)。這項規定雖然嚴格，但因為試卷的份量太多，勢必不能確實執行覆核，使得提學官考試不公、營私作弊的情況一直存在，因此，康熙命令研議改進之道，相關單位商定後認為，要靠這項制度來杜絕提學官舞弊不法，勢所不能，因而停止解卷磨勘，改為編造學冊呈報中央審核，並把提學官的考核交由地方督撫負責，稱職者，以參議道用；特優者，內升京堂官員。若督撫徇私遭到糾舉和告發，則提學與督撫一併議處。而對於考後造冊報部一事，康熙時也屢次命令，提學官如有額外濫取、冒名頂替及任意黜陟生員身份與待遇等情況，即依照貪官條例革職審問。 制度的改變與種種規定，顯示提學官考試不公、額外濫取、改名易姓、藉機歛財等不法情事的長期存在，清政府也知道這種情況，例如順治十四年(1657)政府就已清楚指出，生員及其親屬「曲意逢迎，甚至賄賂公行，照等定價，督學之門竟同商賈」，「以及混占優免，虧耗國課」等種種弊端。但是當時除了道德勸說與重申法令外，並沒有提出特別的改進之道，一直要到康熙十八年(1679)才明白提出「鑽求提學，徑取入學」、「更改等第，拔下作上」、「嚇詐出銀，准入三等」、「曲循上司情面，孤寒之士，棄而不錄」等十項積弊，要求督撫考核提學官員時，特別要針對十項積弊的「剔除」與否，明確記註，若有「未曾剔除而註剔除者」，一經查出，督撫依照不報劣員條例，降三級調用。有藉機取財者，照貪贓條例處分。而提學官若有貪贓情事，即革職提問，如無貪贓，則照才力不及條例，降二級調用。 然而這些規定，似乎只能收一時之效，到了雍正以後，提學官索賂舞弊的情形仍然存在。主要關鍵仍在於督撫監督提學官的設計有問題，因為二者互不隸屬，而督撫身為地方長官，其人際網絡複雜，介入提學官試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