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吃白糖谱出传世之作《黄河大合唱》.doc

冼星海:吃白糖谱出传世之作《黄河大合唱》一曲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使冼星海名垂乐史，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跻身于著名的“延安四怪”。其他“三怪”是长发披肩与众不同的演员塞克（1906～1988，本名陈凝秋，河北霸县人）、狂放不羁的独往独来的作家萧军（1907～1988，辽宁义县人）、暴躁激烈易于犯上的翻译家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冼星海的“怪”是要求保证他吃鸡吃糖，否则无法作曲…… 洋学生吃出了小米香 1937年9月，冼星海在国共合作后首次听到延安这一地名。1938年9月底，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传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沙可夫院长的聘书，以及全系师生集体签名的附信，聘请冼星海赴延安任教。正在他犹豫不决时，又来两封电报催促。他问明可以提供自由创作环境及自由出入等条件后，于10月初携新婚妻子钱韵玲（著名经济学家钱亦石之女）赴延安，11月3日抵达。1939年5月15日他递交入党申请书，并于6月14日入了党。 1938年11月~1940年5月，冼星海在延安的一年半时间，成为其一生音乐创作的巅峰时期。他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六部大合唱和两部歌剧（其中一部未定稿）、一部交响乐、几十首歌曲。不过，作为音乐家的冼星海拙于言辞，内心激情似火，外表却近于木讷。他到延安后，入住窑洞倒还没什么，吃小米却“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毕竟留法六年，洋学生出身，过如此简单粗糙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同时，他的思维定势与生活习惯，亦与周边环境不时发生冲突，尤其对开会不甚习惯，认为白耽误时间，影响写作。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只有“轻武器”――提琴、手风琴及一些中式乐器。有时，因无处发泄，竟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乱飞，他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 但冼星海很快被“改造”过来，不仅吃出了小米的香，还慢慢习惯了开会、听报告，而且还爱上政治学习。他写信给田汉说：“已彻底摈弃了为艺术而艺术。”1940年3月21日，他给一位友人写了长信，这就是冼星海十分珍贵的一份自传，后以《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为名发表，作为其学生马可所撰《冼星海传》重要附录。据信可知，冼星海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当时延安生活艰难，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至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十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发的是延安的“边币”，一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也有人记述：“每人每月发一元边币，只能够买一把牙刷一包牙粉，最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相比之下，冼星海的优待级别已经是最高规格了。不过，艺术创造需要以燃烧热情为基础，而热情燃烧确实离不开一定的充沛体力，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难以保持创作所需之精力。因此，“冼星海吃鸡”并非小资产阶级情调发作，而是“工作需要”。再则从结果来看，“吃鸡”较之《黄河大合唱》，还有可比性么？ 创作时边吃白糖边从烟杆吐出烟雾 1939年除夕之夜，冼星海受邀来到延安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窑洞，与来自第二战区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聚集一堂，聆听三队诗人光未然的新作《黄河大合唱》。这首大型组诗来自诗人两渡黄河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的亲身感受。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全窑洞听众的心脉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跳动。听至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一片寂静。顷刻，掌声爆响。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门边的椅上，此时霍然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过诗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同志们立即报以热烈掌声。 为了创作好《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没有先动笔，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向光未然与三队同志详尽了解抢渡黄河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后开始了默默酝酿。1939年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冼星海不间断地创作，才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一共八首，包括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创作前，因延安吃鸡不易，他退而求其次，要求吃糖。他原来喜爱甜食，要求光未然为“作曲”买两斤白糖。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炕前，开始创作。他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吐出腾腾烟雾，妻子钱韵玲在旁为他熬煮“土咖啡”。就这样，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激昂亢奋又婉转抒情的时代乐章，被中国音乐界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能够传世的“两首曲子一首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一首歌便是《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