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多普勒超声王国追梦人.doc

张运:多普勒超声王国追梦人在科研领域,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是否突出,有一个简单的等式: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人们就想起一项技术;反过来,提到这个技术就应想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一定是对这个技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国内,提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运”人们就会想到“多普勒”,而提到“多普勒”人们一定会想到“张运”。 求索: “手抄本”润泽求知若渴的心 张运出生于聊城的一个医生家庭,幼年的他就展露了不凡的才华。然而,成长岁月中恰逢乱世,随着父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牛棚、挨批斗,作为“狗崽子”的他,也受尽冷眼与歧视。但不管现实如何冷酷,却从没有熄灭他对知识的渴求。后来他在一家小厂做了一名钳工。为了掌握科学技术,他曾经把从一名大学毕业生那里借到的一本《机械制图》,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日夜苦读。这是他抄的第一本书。后来,工厂里所有的图都由他一人完成,不管是零部件还是大型组装图,他都画得得心应手。 1973年,张运被推荐到山东医学院学习。有远见的父母给他提了个要求:毕业后一定要能够用英语阅读专业杂志。当时的英语教材,只有薄薄两册,远远不够用。他悄悄找到了刚从“牛棚”中被放出来的英语教授胡玫。胡教授此刻余悸未消,在张运的苦苦央求下,师生二人达成协议,老师偷着教,学生偷着学。那时学校正在农村“开门办学”,张运每天黎明即起,中午也不休息,避开人群躲进玉米地,把浓密的青纱帐作为安静的书房。用了大约两年时间,学完了“文革”前一套五年制英语教材,阅读了胡老师赠送的英语《内科手册》,为他的英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张运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来到聊城新医医院,这是一所治疗脑血管、心血管疾病的专科医院,可以接触到大量病例,得到充分的实践、锻炼机会。有一天,医院收住了一位病情奇特的病号,每分钟心跳高达300次。医院请来地区的著名专家会诊,众说纷纭却没有良策。张运依据自己丰富的心电图知识,认为这是一例罕见的心律失常,并提出了对症治疗的意见。三天后,病人转危为安,事实证明张运的诊断和治疗是正确的。不久,张运将这一病例整理为论文,作为他的处女作发表在《聊城医药》杂志上,受到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后来考研究生时,他把论文拿给导师看,虽然格式、长度等还不够规范,但导师已从中看出一个年轻人卓越的才华,这也是他接受张运做学生的原因。年轻的张运成了小有名气的“权威”人物,有人从几十里外慕名而来,这使他虽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也迫切地感到知识底蕴的不足,他渴望着有机会再度深造,攀登新的高峰。 1978年,张运以英语和专业分数全校第一的成绩,师从著名心血管病专家高德恩教授攻读心内科学硕士学位。这时,还没有计算机、复印机,看到珍贵资料,他依然是靠手抄,光英文摘要就抄了满满几大本。在他的求学生涯中,陆续抄过十多本书,都珍藏在一个小箱子里。那一箱子“手抄本”如同绝世珍宝,润泽了张运那颗求知若渴的心,也见证了特殊年代里艰难的求学之路。 攀登: 轰动挪威的“娃娃大夫” 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了。1983年,31岁的张运来到挪威皇家医院进修。皇家医院是挪威最高级的医院,各科医生都是通过激烈竞争上来的,年龄一般都在40岁以上。由于对中国教育的不了解,再加上张运的相貌比实际年龄还年轻,他们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娃娃大夫”有些轻视,教授根本不想见面,指派一个护士带他。爱国情、自尊心都告诉他不能无所作为,他要拿出成绩,证明中国人的能力。经过反复考虑,他选定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对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定量化研究这个难度大、涉及学科广的课题,面对教授们怀疑的眼神,张运暗下决心:我必须完成。 他全力以赴地把自己投入到课题之中。课题涉及到许多他还未及掌握的数理基础、流体力学等多学科知识,就借助于各种图书资料、求教于其他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几个月后,他的第一篇论文完成了,居然解决了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多普勒超声难题。但教授们不相信,怀疑其中有假。他就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给教授看,详细说明自己的测量和计算,终使教授们心服口服。后来,他把文章寄给欧洲权威专业刊物《英国心脏杂志》,两个月后来信说,不用修改即可以发表。在那家刊物不修改就发表文章的事极为罕见。消息传来,挪威人大跌眼镜。之后,张运在此文基础上延伸,深入研究后又写成一文,又一次得到不用修改就可发表的殊荣。 整个医院为之轰动了,张罗着为他配秘书、配设备、配房间……从这个“娃娃大夫”身上,他们看到了中国人不可小觑的力量。导师劝他在该院读博士,开始张运不敢答应。在挪威,通过医学博士学位,必须是某一课题的专家,在国际权威专业杂志上至少要发表五篇具有高度创新性的论文,平均要用五年时间。而作为进修生的他还只剩一年多时间。导师说,相信你能成功。他再次开始超强度的拼搏。争分夺秒,每天工作16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