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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读书声——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张曼菱 2015年08月21日13:56???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烽火读书声 杨振宁西南联大入学表 李政道西南联大入学表 邹承鲁西南联大入学表 北大红楼 在抗日救国的呐喊声与杀敌声中，还有另一股隐忍强劲的大潮在集结行动。一批批的青年与导师们冲出沦陷区，去建造战火纷飞下的另一座校园。这是一部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用文化的武器进行拼搏的历史，里面的人、学校、思想、言行、著作都闪耀出迷人的风采与巨大的光芒。 1998年秋，我在北大朗润园与季羡林先生谈起“西南联大”的往事。先生说出一番话来：“本来读书需要安静，可是西南联大在战争环境里，书却读得那么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运动也轰轰烈烈。这个，值得研究。” 季羡林没有经历中国的抗战，战火阻隔，当时他在德国的灯火管制之夜里留学。他对中国焦土上有这样的战时大学感到惊讶。 这位世纪老学人用质疑的声音，在追索一份失落已久的历史档案。 中国人民对法西斯的战斗，开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中国好似在睡梦中被砍掉了脚的巨人，突然惊醒，全国游行，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复土！’但喊声只有自己听见。那时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时代，有制裁力的强国几乎全是殖民国家。当时的国际联盟为九一八事变后派遣到中国的‘李顿调查团’，然而毫无成果。世界上从无真正公理。”在《巨流河》一书中，齐邦媛的回忆沉痛，令人震动。 那时有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我是在著名小说《青春之歌》里面读到这句话的。书里面的进步青年有的参军了，到东北加入抗联，或者西去延安革命。这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而寻找“西南联大”的过程，对于我却有另外的发现。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十一月四日星期四 阴，大雾，晨8：00后，即独至东车站，紫祡城为浓雾所蔽，街上行人尚少。 晓发北平十一月四日 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 相携红袖非春意，满座戎衣甚霸图。 乌鹊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 前尘误否今知悔，整顿身心待世需。 ——《吴宓日记》 1937年吴宓凄然告别北平。列车上的日本军人对中国乘客不屑一顾。可这个文弱的教授却说自己是“上征途”。 当陈三立绝食殉国后，著名世家出身的学者陈寅恪在父丧未举之际，秘密地离开了北京。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被人们期待为“一代文化托命人”。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决不愿意落入日寇之手。他携带着珍贵的佛家经典随学校南迁，因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学问为根基”。 象牙塔在战火中倒塌，象牙塔里的人们走了出来。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转移长沙，组成“临时大学”。 数学家江泽涵对家人说：“奉召而去”，只身赶往长沙。 朱自清说，文人至此，唯有“弦诵不绝”报国。 陈省身回忆：“1937年抗战开始，清华要我回来，在数学系做教授，所以我离开巴黎，先到美国，然后1937年8月到上海。”“我们那个时候都痛心于祖国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但是一个念书的学生，也没有什么很具体的办法。所以先回来再说了。” 在当时知识界与政界中，有一股失去民族自信心而投靠日本的逆流。陈省身认为，一群留学生在抗战开始之际归来了，这让人们觉得，“中国是可以站起来的”，这是“很了不得的，最基础的贡献”。 当“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转移迁滇，以李继侗、曾昭抡、闻一多等教员为首的师生们组成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 步行团成员吴征镒说：“虽然叫行军，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不习惯像军队一样排好队走，而是稀稀拉拉地拉得很长。有的同学搞社会学的，或者搞文学的，还深入到民间，去访问民族歌舞、语言、风俗习惯等等。我们常常和闻老师、李老师坐在公路边上，互相议论国事，谈学问，谈所见所闻。” 中国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之道。在学校流亡民间的途中，乡绅是他们最有力的基层支持者。“步行团”路过贵州玉屏县时，县长发布告说：“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 在偏僻的贵州，有一支童子军的队伍来欢迎他们。 在抗战岁月，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都要接受“童子军”的训练。我曾经看见过母亲的一张照片，少女的她威武如军人。母亲告诉过我，那就是童子军。她还教我唱：“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母亲终身保持着那一代人的坚韧和对日本入侵者的民族仇恨。 “七七事变”不久，中国大地就出现了一批批的战时大学，战时中学和小学。 危急关头，为了保全血脉，北中国的家庭自愿分散，学子们追随学校，少年人追随老师，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读书生涯。 许倬云先生写道：“当学校的队伍，列队走过家门口时，每一个年轻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军的军人一样，背一个背包和口粮，两双草鞋，列队进行。祖母看见二哥在队伍之中，实在舍不得，哭着要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