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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学院邵教授表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是推广PPP的前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在全面深化改革、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社会资本充裕但难以进入公共领域的背景下，本届政府力推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推动PPP发展始于2013年底。这一年，经济下行带来财政收入的锐减，过去政府主导投资的发展模式受到极大挑战，PPP开始被财政部提上议事日程。 国务院对PPP格外重视，密集召开常务会议。2014年10月24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表态积极推广PPP模式，今年5月13日，再次召开常务会议部署推广PPP模式。一周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改委、央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即42号文。 42号文指出，中国将围绕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广泛采用PPP模式。 为研究PPP政策出台的背景、意义、存在问题及发展前景，7月1日，中国政府网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圆桌研讨。 孙晓霞：国家推顶层设计解决PPP“六难” 在当前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社会资本充裕但难以进入公共领域的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并明确由财政部牵头推动，从而开启了推广运用PPP的新纪元。 推广PPP是政府治理方式的一次革新，有助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一次革新，有助于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是财政管理方式的一次革新，有助于实现财政收支的“代际公平”；也是投融资方式的一次革新，有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探索，通过各地反馈的情况，推广PPP面临“六难”： 一是观念认识转变难。部分地方把思想局限在缓解债务压力上，将推广PPP当作又一次“甩包袱”，没有把注意力转向加强监管上，甚至存在畏难情绪； 二是规范推广运用难。在当前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将PPP简单等同于新的融资渠道； 三是社会资本寻求难。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的积极性不高，主要是个别地方政府契约意识薄弱，同时地铁、轨道交通等部分领域市场化程度不高，有实力、具备对外投资运营实力的社会资本也十分有限； 四是工作协调推进难。相关部门在项目立项、规划等方面形成了固化的行业运作思路和习惯，PPP作为一项体制机制创新，实施时难度和阻力很大； 五是操作实施过程难。地方政府和项目实施机构既缺乏真正熟悉政策和业务的人员，又缺乏PPP项目运作经验，操作能力相对不足，在项目谈判过程中，难以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境外资本在一个平台上对话； 六是融资渠道通畅难。目前，PPP项目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银行对项目资本金比例要求较高并需提供担保，难以实现无追索或有追索的项目融资，融资成本较高。 针对这些问题，5月13日，国务院第9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财政部起草的《关于在公用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已经提出明确工作思路，进行全面工作部署。一定程度上，这是推广PPP的“全局规划”和顶层设计。下一阶段，我们将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着重在“快”、“实”上做文章，确保指导意见的各项措施能够落地。 焦小平：PPP制度设计是综合性改革 从本质来看，PPP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责任制、90年代的国企改制都是一种广义的PPP。 PPP是一种新的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和“市场决定论”。PPP改革要让社会公众、社会资本和政府都受益，这才是目的所在、方向所在。这次PPP制度设计，不是简单发一个管理办法和通知，而是财政部主导的一项综合性改革，涉及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公共产品供给管理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等改革。 2014年以前的PPP工作，重点在于解决政府投融资问题，更注重短期效益，就像一场婚礼。2014年开始的新一轮PPP改革，是从治理和管理两个层面来考虑，更强调长期性、系统性、整体性、结果导向和绩效评价，把公共产品服务的数量、质量和价格作为结果导向目标，就像一场婚姻。 新一轮PPP改革体现了新的文化精神：法治文化，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资本都要守法，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框架下和在合同约束下进行；市场文化，PPP通过引入市场竞争实现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政府做有限政府，更多地做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对于市场能做的事情，政府要用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管理；合作文化，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