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三则》新课讲知课件2.ppt

起笔以感叹开端，直揭主题，融入了强烈的情感：“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这一开头，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莫明其妙：“文人之多”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单说“唐宋以下”？再往下读，就会明白作者的本意。他说“文人之多”，是因为有些“不识经术，不通古今”的人，滥竽充数，“自命为文人”。显然，在作者心目中，“文人”这一称呼是有其特定意义的，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识经术”“通古今”。作者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唐、宋以下”的元明清时代，即对于他来讲的“近现代”，表明了他关心社会现实的精神，也表现出他尊古复古的思想。 议论过后，作者接连引用古人诗文话语，反复申述上面的意思。首先引用的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这是一首家庭版“劝学诗”，是韩愈写给他儿子韩昶的。大意在于论说学习的重要性。小孩稚幼之时，嬉戏玩耍，看不出差别。长大以后，或龙或猪，高下不一，取决于“学与不学”，“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本文引用的几句，意义相对独立，强调“经训”是学问之根本，博古通今为治学之基石，舍此不但学问做不成，而且还可能在安身立命上陷于困境。文章是浮华空虚的，经术是切实有用的，这是顾炎武引诗借以传达的主要意思。 引完韩诗，作者未即作评论，又引宋人刘挚训示子孙的话，作进一步申述。行文至此，作者又跳出文面，慷慨激昂，直言“以文人名于世”的无足轻重，把议论推向高潮。刘、顾二人如此崇尚经术，重视器量见识，轻蔑文采华章，和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虽然不免偏激，但也切中流弊。 接下来，作者又引述西汉扬雄和宋代黄庭坚的话，继续说明务实与尚华的关系。扬雄的话以草木为喻，对别人赏其文辞（辞赋作品）不赏其义理（学术著作）痛心疾首；黄庭坚的话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以文才的高低作为提拔奖掖后生的标准，是鼓励助长了华而不实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到了顾炎武的时代仍有延续，无助于国计民生，只增加浮饰虚华，是很可悲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引用本朝掌故，不无痛心地指出“嘉靖以来，亦有此风”。下面的文字，涉及了当时的三个人物。他认为，作诗就是作到李白、杜甫的地步，也无济于世，李杜不过是两个醉汉。 最后一段，引用《宋史》欧阳修本传中的话，再次表明顾炎武崇尚实用的思想。欧阳修对政事的关心，也可看做他对“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观念的践行。 小结 这则文字，引用古人论述，核以当时社会风气，对唐宋以下文人泛滥，世风浮华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作者融入了他对于立身处世的深沉思考，总归于为学要通古今之变，要经世致用。 顾炎武（1613—1682），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人。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十七世纪中叶我国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 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滑稽（jī） 围剿（jiǎo） 奸佞（nìng） 庶（shù）民 命途多舛（chuǎn） 菑（zī） 畲（shē）族 装潢（huáng） 潦（lǎo）水 衣裾（jū） 摭（zhí）谈 剿（chāo）袭 第一则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天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1、本则的观点是什么？ 明确：文须有益于天下。 明确：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善。 2、“文不可绝于天地之间”的原因是什么？ 3、无益之文有何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