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四)-6.ppt

第三讲 明代诗文 关于明代诗文，历来评价不一，清初王士禛云：“明诗胜金元，才学识三者皆不逮宋”（《师友传续录》）。 今人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云： 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味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和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上来接力。是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自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 ;明代诗文是古代文学史的重要一环，包含着丰富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 明代诗文发展基本轨迹： 流派纷呈，争辩不息；折衷修正，曲折演进。 1、载道与抒性：主题思想 2、师古与尊今：艺术方式 3、复雅与尚俗：语言风格 ;一、宗经载道：明代前期诗文 明代建立之初，处于稳定政治及社会的需要，国家推行儒家尤其是理学文化，朱元璋曾多次昭示：“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东林列传》卷二）； 确立以“八股文”取士的政策。《明史·选举志》云：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八股取士政策，将读书人引入僵化呆板的名利之途，扼杀才华，禁锢个性，不利于诗文创作及发展： 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耳。（清吴乔《答万季诗问》） 三百年文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清黄宗羲《明文案序》）;明初实施高压政策，屡兴文字之狱，据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记载， 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因谐音于“早失太平”被诛；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明成祖朱棣亦推行高压政策，譬如著名文人方孝孺因不肯起草檄文，竟被株连十族。明初文人多有“目前祸堪怵，身后名难计”（明钟惺《邸报》）的恐惧。;1、明初三大家：高启、宋濂、刘基。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人。明初曾应召参与编修《元史》，后授户部侍郎，坚辞不就。洪武七年（1374），苏州知府欲将府治迁回被元末张士诚改为宫室的旧址，结果被以“兴既灭之基”之罪处斩，高启因为其作上梁文，亦被腰斩于市，年仅三十九岁。 高启的大部分文学活动在元末，其作品洋溢着追求自由和个性发展的气息，如《青丘子歌》所云： “有剑任羞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元明之交，战火纷飞，诗人以写实的手法，创作了《吴越纪游·过奉口战场》等反映战乱生活的诗歌，面对艰难时局的惶恐和对个人命运的忧虑，使得高启的诗歌流露出忧郁、彷徨、孤独的情绪，如： “愧无拯乱术，伫立空伤魂”（《吴越纪游·过奉口战场》） “乱世难为客，流年易作翁。百忧寻岁暮，孤梦怯山空”（《和周山人见寄寒夜客怀之作》） ;入明之后，高启也曾对新王朝抱有极大的期待，其《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诗云：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但是，明初朱元璋的高压政策，特别是对文人的杀戮行径，令高启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压抑与痛苦，如《步至东皋》： 斜日半川明，幽人每独行。愁怀逢暮惨，诗意入秋清。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诗中表现的不是优游山林的闲适，而是充满了阴暗幽凄，第五、六两句所写为全诗的核心意象：枯杨被鸟啄碎，虫子用一根细丝悬荡在半空，落叶飘零，凡此均为诗人生命遭到摧残、人生缺乏安全感的心境象征。 高启由元入明的心路历程，庶可视为明代初期一代文人心态变化之真实缩影。;梁启超曾云：“明有高青丘，略可比唐之陈子昂。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镕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 ;宋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