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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吉顼不应列入酷吏传毕业论文 吉顼（？——约700年），唐朝洛州河南人（今河南洛阳人）。进士出身, 官至宰相。《旧唐书》一百八十六卷和《新唐书》一百一十七卷都为吉顼立了传。有所不同的是，在《旧唐书》中，吉顼是与武周时期一些恶名昭著，罗织冤狱的酷吏如来俊臣、索元礼、周兴等人一起列入《酷吏传》的，而在《新唐书》中，吉顼则以宰相的身份与裴炎、李昭德、魏玄同等人共列一传。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吉顼应当算作酷吏吗？吉顼这个人在当时究竟扮演的是怎样一个角色？《旧唐书》与《新唐书》对他的评价，哪个更为妥切？对以上这些问题，前人均未作过探讨①（此为“注释”）。 一 要探究吉顼是否应当算作酷吏，首先就要从“酷吏”这个词的具体涵义谈起。酷吏现象是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一个普遍历史现象。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首次提出了“酷吏”这个词,首次为酷吏立传。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共记载了西汉时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制狱著称的十二个有名的酷吏。在谈到这个词的由来时，司马迁指出汉武帝一朝的十吏“皆以酷烈为声”[1]P3154（此为“参考文献”），其中五吏“又以斩杀束缚为务”[1]P3146，“以恶为治”[1]p3151，故吏以“酷”名。汉武帝前期的酷吏仅限于峻法、曲法，如《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的郅都，他“独先严酷”[1]p3133，首用严刑酷法，族灭瞯氏首恶，而且他“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1]p3133，被称为“苍鹰”，这是“峻法”的表现；而西汉酷吏张汤则是曲法的代表，这个人集司法、监察大权于一身，一贯曲解法律以阿谀皇帝，带头破坏司法、监察，带坏属僚，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和稳定性。此外他又制定“告缗令”等法令残酷压榨人民，使得后来的酷吏大仿张汤。到了汉武帝中晚期，酷吏则干脆非法，用屠刀、监牢等代替律令，逢迎皇帝旨意，以滥用酷刑，滥杀无辜为能事。如西汉的酷吏王温舒，这个人就善于阿谀皇帝，滥用酷刑，残忍嗜杀，使得被杀者“流血十里”[1]p3148，在当时被称为 “虎冠之吏”。由此可见，司马迁首创“酷吏”这个概念时便赋予这个词两层涵义：一是指官吏打击权豪手法严酷，不避权贵，如郅都；二是指官吏滥用酷刑，残暴嗜杀，如王温舒。自《史记》后，《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等正史都专门为酷吏立传。但自《魏书·酷吏列传》起，其中所载的酷吏形象多侧重于酷吏一词涵义的第二层意思，即多指的是滥用酷刑，残暴嗜杀的官吏。如在《魏书·酷吏列传》开头称其所记载的官吏“刑禁多设”，“为吏罕恕之诚，当官以威猛为济”，“治任刑罚，肃厉为本，猛酷之伦”。[2]p1917《北齐书·酷吏列传》中称其所记载的酷吏审案“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于详观水火，更佩韦弦“凡厥所莅，莫不懔然。居其下者，视之如蛇虺，过其境者，逃之如寇仇。与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恶。其所笞辱，多在无辜，察其所为，豺狼之不若也。无禁奸除猾之志，肆残虐幼残之心，君子恶之”[4]p1691。意思是在隋朝横行的酷吏多是无才无德之辈，大多残忍嗜杀，制造了无数冤狱，察其所作所为可谓是禽兽不如，使得人们谈“吏”色变。 公元684年，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5]p117，“旬日之间得胜兵十万”[6]p6423。这次起兵虽很快平定，但隐藏下来的反对派仍有很大的势力，这些人“密有匡复之志”[5]p2661，时刻准备颠覆武则天的统治。但是由于这些人尚未起兵谋反，不能用大军征讨，只能用残暴酷烈滥用刑法的官吏加以惩治，因此武则天便开始扶植酷吏，启用酷吏充当其“鹰犬”，“委政狱吏，剪除宗枝”[5]p4836，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由此出现的现象就如《旧唐书·酷吏列传》中记载的那样，导致酷吏“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使“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使得“酷吏之党，横噬于朝，制卿公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贵从其欲，毒奢其心，天诛发于唇吻，国柄秉于掌握”[5]p4836，沉重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派，从根本上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为武则天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清了障碍。由此可见，在《旧唐书·酷吏列传》中提到的酷吏也是指使用酷刑，残忍嗜杀的官吏。 那么，就其对酷吏这一词的定义来看，吉顼是否就合符其标准，是“滥用酷刑，残忍嗜杀的官吏”呢？这就要从史书中所记载的吉顼其人其事来看个究竟了。 《旧唐书·酷吏列传》中的《吉顼传》里提到了刘思礼、綦连耀谋反一案，《旧唐书》也是因为此案把吉顼列为酷吏的。因此把吉顼在此案中充当的角色弄清楚是非常必要的。《旧唐书》记载这件谋反案的始末是这样的：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箕州刺史刘思礼，少学相术，相士说他当位至太师。同时刘思礼称当时的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应了图谶，是长了对应两角的麒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