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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中等教育思索本文作者：余晓峰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一、战时中等教育发展概况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等教育,虽然在战争之初受到日军的严重摧残,但通过艰难的迁移与重建工作,不仅在抗战的后方很快恢复,而且在战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抗战初期,由于战争的影响,中等教育一度遭受严重损失。但由于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意志,尤其是在广大爱国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等教育仍然取得了相当的发展。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1937年春全国共有中等学校3264所,学生627246人[1]。虽然“七七事变”后因受战争影响而有所减少,但自1938年即开始回升。至1943年已恢复到战前数,当时中等学校有3455所,学生1101087人[1]。1945年第一学期全国则有中等学校4500余所,比1937年春增加38%;学生1394000余人,同比增加122%[2]。 (二)教育布局渐趋合理 抗战以前,各省的公私立中学往往集中在各省主要城市,而偏远县份的教育十分落后。为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局面,教育部于1938年通令各省实行中学分区制,依照省内交通、人口、经济、文化及现有学校的实际情况,酌情划分学区。每区内的中学应有适当的分配。每区内以有高、初合设的中学一所为原则。无省立中学者,应设联立中学,或择一私立中学予以充实整理,以作楷模。每区内应设女子中学1所或于中学附设女生部。以湖南为例,湖南省在战前,全省公私立中学集中在长沙、衡阳、常德等城市。为均衡省内中学的设置,1941年湖南省将全省划分为十个中学区,每区设立省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各1所,县立中学、私立中学也在分区设立原则下同时增加。至1943年,全省省立中学达13所,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了20所中学,在校学生达3000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有600多人[3],中学教育由此得以均衡地发展。 (三)教育质量大大提高 抗战爆发后,大量的文化教育机关纷纷内迁。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专家的到来,不仅提高了教师队伍的素质,而且将先进的招生、考试制度、先进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及学校的管理理念带进落后的西部地区,促进了大后方教育质量的提高。一些著名学者直接参加了对川省教育的指导,像冯友兰、梁漱溟、姜亮夫、余介石、戴安邦、叶圣陶等专家,都曾执教于川省暑期教师讲习会,为中小学教师进行示范教学[4]。内迁院校还对当地中小学进行了直接的教学支援。如武昌华中大学迁入大理喜洲后,其教育学院三、四年级的学生,大部分都要到当地五台中学实习,有的教师也去兼课。8年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初中毕业生,仅华中大学招收的云南学生就达300多人。而在此以前,喜洲全镇仅有大学生3人[5]。 二、战时中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纵览抗战时期国统区中等教育的发展,难免留下时代的烙印,归纳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强烈的战时特征 为适应抗战和服务于抗战,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学学生的军事训练。1937年12月,教育部颁布《高中以上学校战时后方服务组织与训练办法大纲》,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应加紧实施业经教育部规定之特种教育,预备从事后方服务,以协助军事推进,发挥国防教育之实效”[6]。1942年11月,国民政府提出“各级教育应以军事化为中心目标”,实行教育军事化,要求配合军事要求,修订教材与课程。其中规定小学与初中教材,应注重童子军训练,并加入各科军事常识及兵役要义;高中课程必须与军事教育科目程度相衔接。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地方学校的军事训练广泛地开展起来。据统计,自1937-1945年,中等学校受训学生数为463235人,其中高中学生233081人[7]。对学生的军事训练,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了学生的军事技能,激发了学生参军卫国的热情,为支援抗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浓厚的政治色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学生的思想控制。1938年,教育部颁布《青年训练大纲》。大纲除了要求对青年学生施以人生观、民族观、国家观及世界观的教育外,还特别将信仰、德行、生活、服务、体格列为训练的要项。而训练方式包括日常生活和教学课程两项[8]。从内容上看,该大纲既有对学生施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人文主义教育的合理要求,也有对传统美德和文明生活的提倡,还有“信仰领袖,服从领袖”、“时时刻刻以领袖之言行为念”等愚民教育。1939年,教育部又颁布《训育纲要》。其核心内容即蒋介石一贯提倡的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和民族精神的主张。1938年,教育部颁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开始在中等学校实行导师制。1944年6月修改为“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其要旨是:中等学校每级设导师一人,由专任教师担任。导师应采取个别训导和团体活动的形式,对于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习及身心发展等,实行严密的训导;对于学生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