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增长及计量经济学探析.docVIP

城市增长及计量经济学探析作者：胡玉敏 杜纲 单位：天津城建学院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一、文献综述 城市增长是世界性现象，Burchfieldetal(2006)研究了美国1972年与1992年各州城市化土地面积的变化，发现各州的城市化土地面积普遍增长，全美平均增长0．63%［1］。这意味着美国将近1%的土地在20年间被城市化，城市增长的状态十分明显。McGrath(2005)考察了美国33个城市化地区1950、1960、1970、1980、1990年度的城市化土地面积。33个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是原来的3．38倍，增长了2倍多，有些城市更甚，如Seattle，其城市面积增加到原来的4．78倍［2］。 中国的城市增长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表现得更为明显［3］。城市化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从1977年的17．55%增长到2008年的43%左右，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已经迁移到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建成区的变化尤为剧烈。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已从1985年的9386平方公里增加到2007的35469平方公里，增加了278%。以我国31个大城市建成区的变化为例，1986年至1996年间，城市建成区增长率超过100%的有石家庄市、大连市，大连城市规模竟是原来的2倍多。超过50%的有鞍山市、上海市、杭州市、济南市、青岛市、郑州市、长沙市、成都市、乌鲁木齐市，平均增长50．2%。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建成区的规模扩展加速，1997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为20791平方公里，2001年为24026平方公里，2005年为32520．7平方公里，2001年至2005年增加了35．4%，年均增长速度为7．86%。其中广东、重庆和北京增长幅度最快，增长幅度超过60%，山东、宁夏、江苏和浙江，增长幅度也都超过50%，深圳市建成区更是扩大了3．8倍。 对城市增长的早期研究来源于BruecknerandFansler(1983)对美国城市蔓延的研究［4］。他们的研究发现，影响城市增长的因素为人口、收入与农业地租，人口的增加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均对城市增长起到正向作用，极大似然估计的系数分别约为0．015、0．079，而农业地租的作用则相反，极大似然估计的系数约为－0．07;运输成本对城市增长的作用是负向的，极大似然估计的系数约为－0．04，但统计上不显著。Brueckner(2000)认为，城市增长的三个基本原因为:城市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公路的过度发展［5］。城市增长导致的市场失灵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不能核算出开敞空间的社会价值，导致过量的农业土地及其他土地转换为城市用地;第二，不能计算出高速公路拥挤的社会成本;其三，不能完全计算出新开发土地的基础设施成本。Brueckner＆Kim(2003)通过建立财产税与城市增长的模型，发现当效用函数为CES生产函数而且替代弹性大的时候，增加财产税可以控制城市的增长与蔓延，提升城市发展的密度;而当效用函数采用Leontief函数时，房屋与其他财产的替代性很低，财产税的增加则有利于城市的增长［6］。所以，他们认为，财产税对城市增长的作用取决于效用函数的形式。但是，他们虽然对实证研究提出了希望，但没有进行实证研究。Song＆Zenou(2006)等通过采用一个可变替代弹性的对数形式的生产函数，从理论上说明了财产税的增加可以抑制城市的增长，降低城市的规模。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GIS技术，对448个城市化地区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理论的结果，实证研究发现财产税每增加1%，则城市规模将降低0．4%，而其他影响城市增长的变量如城市人口、居民收入水平、农业地租、政府的交通运输支出等都对城市增长起促进作用，有正向关系，通过2SLS方法估计出的其他变量的弹性分别为人口0．519、收入0．724、运输支出0．288［7］。 McGrath(2005)利用BruecknerandFansler(1983)的研究方法，利用二战后美国33个最大都市区的数据对影响城市增长的因素进行了重新检验。研究发现，经典的城市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影响因素可以解释这种变化。最基础的经济因素是决定城市规模大小的最主要的原因。人口、居民收入、运输成本、农业土地的价值可以解释城市增长变化的90%。其中，城市土地面积之于人口的弹性为0．76，相应的居民收入水平、运输成本、农业土地价值的弹性分别为0．33、0．28、0．10，说明了在影响城市增长的原因中，人口是最主要的，而居民收入、运输成本和农业土地的价值处于次要的地位，并且再次验证了BruecknerandFansler(1983)的结论。McGrath(2005)认为，控制城市增长首先要控制人口等经济因素的增长，此外在传统的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