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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新公共性探究一、对“新公共性”的探讨 从近年社会局势的变化和公共哲学的课题这一角度来看，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由国家和官僚制度所代表的“公”，和我们个人的欲望，尤其是经济活动所伴随的利益所代表的“私”，在世界上，特别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他们一直被视作是一对对立的概念。而社会主义则被看作是“公”覆盖了“私”的一种体制。可是，近20年，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私”开始不断壮大，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市场运作机制的重要性也被日益强调。就日本而言，对于承担着“公”之职责的国家和官僚制度的局限性，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才得到了深刻的体会。想必诸位都知道，1997年和19%年正值非常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之际，日本的经济也不例外地处于危险的状态。可是对于我们而言，这却让我们获得了一个去仔细思考、反省日本政府究竟能做些什么的机会。并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些疑问:“公共”和“公”可以让政府、特别是那些官僚们独占吗?“公共”和“公”可以完全托付给他们吗?他们能够承担起全部的职责吗?与此同时，伴随着NonProfitorganization，即，非营利团体的不断设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是日本社会的民间力量逐步参与承担公共职责的起步之时。换言之，20世纪末，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个人的关心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诸如私人的利害等与自己相关的事和生活方式，而是逐渐开始扩展到对那些更为广泛的社会课题的关注，譬如环境污染、资源开发、民族纷争，等等。在此背景下，应该看到现实状况是:“公”以及承担“公”之职责的国家和官僚制度的实质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一般社会中对“自我责任”说法的关注也日益普及。我们开始探讨、研究“公共”和“公”问题之时，恰好是日本社会中政府和个人、“公”和“公共性”的关系开始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时期。而我们进行有关公共哲学的探讨，正是建立在想要克服上述“公”与“私”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出发点之上。 在此，我们希望能通过对“新公共性”的研究和探讨来构筑“公”与“私”的新关系，并借助一个介于“公”和“私”两者之间的新构想来取代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传统的“灭私奉公”的思想，提倡为了“公”而牺牲“私”，甚至要求“无私”、“灭私”。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和韩国，都推崇并高度评价尊重“公”而避讳“私”的姿态与思想。虽说在认识的程度等方面难免会有所差异，但是我以为各国对于“公”的理解拥有着最低限度的共识，那就是:“公”是由皇帝、君主、诸侯、贵族、将军，以及由他们所象征、代表、代理的天下、国家或是与此相关的全体的认识。与如此“公”相比较，“私”的存在是相当稀薄的，私利、私欲、私物、私事等一直是被抑制、被排除、被牺牲、被否定的对象。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公”是属于男人的，而女人和小孩则属于“私”的世界的观念在各国都根深蒂固。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规则是“公贵私贱”、“公尊私卑”、“公先私后”，其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灭私奉公”。而与此相对立的观点是“灭公奉私”，也就是说有没有“公”都没有关系，只要注重“自我”就可以了的想法。这种观点也被看作是对“公”对于“私”之支配的一种极度反抗的结果。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即不支持“灭私”，也不主张“奉私”，而是提出要突破不是“灭私奉公”就是“灭公奉私”这样一个相互否定的恶性循环，构筑一个互为补充的“公”和“私”的崭新关系。我们希望通过使用“活私开公”这四个字、这样一个观点来克服并重新探讨“公”和“私”的课题。首先，要“活私”，也就是更加积极、更为广泛地灵活应用“私”来构建其与“公”的新关系。这里的关键是要重新树立对“私”的认识。从传统层面而言，“私”应该尽可能地被压制、被抑制，通过压制和抑制，最终达到“灭”、“消”、“杀”的境地。而“活私”正好与其相反。对作为自我的、个体存在的“私”的尊重和理解，对“私”所具有的生命力的保存与提高，就是构成生命的延续性的“活”的理念。 这种个体的生命活动，称之为“活私”。在“活私”的同时，我们提出要“开公”，使“公”不仅仅成为由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私有品，提出让“公”成为真正具有与社会所有人相关的“新公共性”的观点。把处于作为国家的“公，或代表个人利益的“私”当中有关善、福社、幸福的理念，从极端的、封闭的制度世界里解放出来，使之根植于生活世界，进而扩大到全球与人类的范围，使之能够为更多的人所共有，在开放的公共的世界里得到发展与实践，这就是“开公”。当然，此过程中也包含了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对我们自身进行反省，抛弃并超越刹那的、个人狭隘的、只对经济利益感兴趣的自身的这样一种涵义。要想通过“公”与“私”之间的对话、互动、创新来实现对“公”的重新认识，那么“活私开公”的视点是必不可缺的。简单来说，就是把我放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使个人焕发生机，同时打开民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