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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媒介化风险社会内涵作者：刘晓程 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随着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现代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媒介化风险的特征。这种媒介化风险既是风险社会本身的产物，又随着媒介环境的变迁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这种变化不仅推动了危机传播研究的深入和强化，也促成了危机传播诸多新的问题转向。本文通过对媒介化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以及对我国危机传播研究脉络的梳理，就媒介化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及其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一探讨，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一、从风险社会到媒介化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其在１９８６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人为制造的风险开始充斥着整个世界，在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同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一书中对风险社会展开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分别用现代风险和自反现代性两个概念对风险社会作了非常深入细致的诠释。 首先是现代风险。吉登斯认为［１］，现代风险是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相对应的，而传统风险是与外部风险相对应的。所谓外部风险是指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如火山爆发、地震、台风、虫灾等，这些风险是传统社会人们经常担心的风险。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则是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如全球变暖、ＳＡＲＳ危机和禽流感等，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风险，它较之传统的外部风险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危害和更多的不确定性。贝克曾从四个方面概括现代风险的特征［２］：一是内生性。现代风险更多表现为一种“人祸”，具有内在性和人为性，是人类自身发展和决策的结果。二是公平性和全球性。现代风险的传播不分等级和国籍。三是知识依赖性。人们需要借助专业知识了解现代风险。四是不可计算性。现代风险的影响可能超出现有的计算标准和计算程序。 其次是自反现代性。按照贝克和吉登斯的观点［１－２］，现代性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简单现代性，其对应的是工业社会，这个时期社会以生产、分配物质财富为核心；二是自反现代性，其对应的是风险社会，这个时期社会以生产、分配风险为核心。贝克认为［２］，简单现代性在实现资本主义发展、促进工业社会形成的同时，也从内部持续地生产出自我消解和相互对抗的隐形力量，最终导致简单现代性存在基础的瓦解。因此，所谓的自反现代性就是对工业社会的根基逐渐侵蚀，暗中消解阶级、职业、家庭、工厂、商业部门的内涵，以及人们对科学、进步和民主的信仰，这种威胁不断累积并最终破坏工业社会的基础，使社会发生了基础性的转变。自反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 然而，在风险社会出现的同时，媒介化社会应运而生。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人们对信息和媒介的依赖越来越强。正如信息社会理论认为的那样：在信息社会中，信息处于整个社会的中心地位，人们必须吸收大量的信息以满足关注和参与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３］。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出现以后，人们对媒介技术的依赖程度更高，几乎完全生活在现代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中，由媒介提供的各种信息来指导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其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完全受大众媒体支配，人因此就变成了“媒介化的人”。与此同时，整个社会被包围在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所提供的海量信息和网络关系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活动都要通过媒体向公众展示，于是整个社会也就变成了“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的结果导致了媒介化风险的出现。按照庹继光的观点［４］，现代社会风险的一大特点，是它叠加在“媒介化社会”的基础上。他认为，当代的社会风险，大多是由传媒的信息传播行为呈现出来的，因而是典型的“呈现性风险”，或者说“媒介化风险”，普通人感受到的不是实际的风险，而是被传媒呈现后的风险，传媒报道、披露的风险信息，是一般社会成员能切身感知到的风险的关键性源泉。因此，“媒介化社会”或者“社会的媒介化”已经是现代“风险社会”形成的重要机制、条件和放大器。 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产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产生过度刺激。这种刺激类似于阿尔温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所描述的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不适应状态包括感觉轰炸、信息超载和决策压力等。在媒介化社会，人们对眼前的变化感到无所适从和缺乏安全感，从而产生厌烦的情绪，无法作出自己的决策，于是从社会上、理智上和情感上趋向于采取一种逃避和退却的态度。另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伴随着巨大的“媒介化风险”［５］：其一，媒介使局部的、个体化的风险公开化、扩大化，从而不断放大风险；其二，媒介判断的主观性和局部性有可能转嫁甚至制造新的风险；其三，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