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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及翻译文化评介 孙艺风先生在04年8月出版了《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作为“翻译与跨学科研究系列丛书”之一。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就文学翻译的本质进行探索,即探讨文学翻译的复杂性。尤其对文学翻译的特质及所涉及的关键性理论问题提出准确的描述和展开详细的讨论,系统深入地研究与文学翻译相关的重要理论,在话语、文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方面揭示文学翻译的规律和特质。 全书除绪论外,共分十二章,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绪论、翻译理论(第一至四章)、文学翻译(第五至八章)、翻译中涉及的文化问题(第九至十二章)。 孙艺风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视角转换的益处和必要性、阐释在翻译中的作用、以及在翻译过程以及阅读过程中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难以及相应的处理策略。可以说,这三项内容贯穿全书始末,相互交融,构成全书主线。 在绪论中,孙先生开门见山地对三个问题做出了评论。一、转换视角可以改变心态与观念,相对单一的本土文化视角应借助它者的视角,从多个角度看待文化差异,“本土文化若要保持真正的个性化,必须要呈现多元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尽可能以多元的视角,综合考虑翻译中遇到的问题。除译入语文化视角外,还应包括源语文化视角,以及源语文本作者的视角。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更应该站在一个足够高远的视角,纵观、把握翻译活动的全局,并尽可能地将涉及的各种因素纳入研究视野之内”。二、文学批评与阐释息息相关,既然是文学翻译,势必要诠释文本,而在诠释文本时,由于文学意义的不确定性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因此,阐释不仅仅是意义的翻译,更有寓意模糊性与延伸的翻译。三、翻译的真正挑战在于文化信息的交流,而不应仅仅关注语言间的差异。许多翻译问题,尤其是争论不断的不可译性问题,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而不是语言差异。不同文化需要经过嫁接才能相互通融,相互补充。文化的互文关系是对文学翻译的最大挑战。孙先生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翻译规范问题:译者在受到翻译规范的约束后,如何协调原作的语言风格和阅读的审美视角,即是应该注重翻译规范,还是应该强化翻译的主体性。 翻译理论(第一到四章)经验总结可以是理论的基础,但不等同于理论,理论大于经验的总和。就翻译而言,原作者的意图和动机以及译者的意图和动机难以用经验来解释清楚。孙先生还提到中国翻译界的一个认知误区,就是希望建立所谓的中国翻译学。翻译学没有什么国界可分,建立自我封闭式的所谓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只管外译中,不理中译外,那该理论的褊狭性就难以否认了。关于翻译理论术语的问题,孙先生通过对“equivalence(对等)”、“sourcelanguage(源语、原语)”等词各方面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关键性术语可能涉及到的巨大复杂性。对术语不加以规范统一,可能利大于弊。各种语言有各种语言的长处与特色,语言联合文化特色,使得该语言、文化中的读者及学者对某个词,包括术语,产生不同于其他语言、文化下的读者及学者的理解和细化,即不同语言文化促使人们看待学术术语时采用不同的视角,这样也就改进、细化了术语。“多元”地翻译和使用学术语,可以增加学术的活力,有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当然,充分利用术语灵活性的同时,还要注意术语的统一性。 译入语读者视角势必与源语读者的视角不同,因而产生译入语读者与源语读者之间的距离。距离和视角息息相关,视角的转换可以立即改变距离,从而促使交际的顺利进行。人为地操纵距离给翻译提供了调整、取舍、变通与归化的空间。翻译问题通常是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客观距离造成的,而翻译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人为的距离方能解决。视角的把握有助于距离的调整,其后便可以进行各类变通。符号之间的有效交际关系是通过距离的不断调整来完成的,人为地制造翻译距离可以缩短客观上存在的语言距离。关于意识形态,孙先生认为译者意识形态的存在会对翻译产生干预,但不应夸大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除了意识形态这一文学作品的审视角度之外,文化视角同样必不可少,二者关系互补。文化冲突比意识形态冲突更为常见。巴特(RolandBarthes)的“作者之死”不等于源语的意义尤其是文化内涵可以随意弃之不顾或任意宰割处置,因为代表其文化生态的源语文本有其文化意旨,可以规约意义。 过分强调忠实反映了对翻译活动认识的简单化。翻译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妥协意味着接受某种程度或形式的异质。翻译时,为了完整表达源语的意义,目标语本身必须不断扩展以与源语相匹配,这也会使目标语系统趋于完善。翻译行为总是试图消除两种语言及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异质,就算明知不可为,也不断地设法制造某种“假象”,让人真伪难辨。异质的消除是徒劳无功的,文化交流的意义是通过对异质的了解和借鉴,更好地认识、丰富和发展自身。 翻译的前提是准确无误的理解,如果意义得不到准确的把握,风格的传递便无从谈起。 话语信息的传递不是自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