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生态安全构建.docVIP

河西走廊生态安全构建 河西走廊东起天祝县，西与新疆自治区相接，南以祁连山、阿尔金山北缘为界，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整个区域地处库姆塔格、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三大沙漠的前缘地带，属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生态系统。走廊东西长１２００ｋｍ，南北宽４０～１００ｋｍ，包括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和金昌５市的１８个县（区），共占土地面积２７６３．１０万ｈｍ２，其中草原面积９８３．５１万ｈｍ２，耕地面积６６．８４万ｈｍ２，林地面积８３．４３万ｈｍ２［１－２］。该区域气候干旱，年平均降水量１３０ｍｍ，蒸发量２０００ｍｍ以上，年均太阳辐射总量５８００～６４００ＭＪｍ－２，日照时数２６００～３２００ｈ［３－４］。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和生态战略长廊，承载着联通西部、建设西部、发展西部和维稳西部的重大任务，也是我国内地联通新疆和西亚的交通主干道。因受干旱和沙漠侵蚀，河西走廊沙化趋势正在由中、轻度向重度和极重度加剧发展，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１生态安全堪忧，生存与发展面临严重危机 １．１荒漠化导致生态危机 河西走廊地理环境特殊，北部分布着三大沙漠，东西风沙线长达１６００ｋｍ，约有３０％的村庄、农户分布于绿洲北缘的风沙线上。由于气候干旱、人口增加和人类活动的加剧，土地荒漠化程度日趋严重。目前河西走廊严重荒漠化土地１８．２４万ｈｍ２，正在发展中的荒漠化土地２．２７万ｈｍ２，盐碱化耕地７．０８万ｈｍ２［５］，盐渍化草地约１４０万ｈｍ２［６］，现有沙漠、戈壁、裸露山地约１７５０万ｈｍ２［７］，占河西总面积的６０％以上。据统计，石羊河流域下游荒漠草地“三化”面积超过１００万ｈｍ２，下游民勤绿洲区三面环沙，活动沙丘每年以３～６ｍ的速度向南推进，直逼民勤和武威绿洲［８］。作为调蓄、涵养水源的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已由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５５万ｈｍ２减少到９０年代的２９万ｈｍ２，致使水源涵养功能降低，水土流失加剧，各流域下游地下水位下降［３］。河西走廊风沙线上，有主要风沙口８４６处，年大风天数平均为１４～４８ｄ，最多年份高达１０５ｄ，沙暴日数为２～３７ｄ，最多年份高达５８ｄ，近年沙尘暴越来越频繁［３］。在大面积的荒漠化土地中天然草原所占的比重最大。１９９７年石羊河流域植被总面积占流域总面积的４８％，到２００６年仅占１２％［９－１０］。河西走廊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沙尘源区，给国家的生态安全、社会和谐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治理，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不久将会在民勤会合，从而造成不可想象的环境灾难［１１］。 １．２沙进人退引发生存危机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河西走廊被流沙埋没和因沙化而弃耕变为不毛之地的耕地接近１３．３万ｈｍ２。此外，绿洲边缘已扩大的盐渍化、沙漠化和荒漠化的土地近６７万ｈｍ２，绿洲内还出现了近百处、面积达２０万ｈｍ２呈斑秃状分布的沙化土地。河西走廊面临“沙进人退”的严峻现实，特别是走廊中段，沙化面积每年以１．４７％的速度不断扩大［１２］。民勤县处于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之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沙漠化速度呈加快之势，其北部沙漠推进了５０～７０ｍ，侵吞耕地约４００ｈｍ２；西部沙漠东移３０～６０ｍ，使近５００ｈｍ２耕地沙化；另外，还有５３００ｈｍ２耕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沙化［１３］，有近２．５万人因为沙漠南侵而成为生态难民［１４］。地处库姆塔格大沙漠东部边缘的敦煌也同样面临着“沙进人退”的问题，库姆塔格沙漠正以每年４ｍ的速度逼近敦煌。１９６０年月牙泉水域面积为１４８８０ｍ２，最大水深为７．５ｍ，１９９７年已分别降至５３８０ｍ２和２ｍ，２０００年水深甚至不足１ｍ，如果不进行根本性治理，月牙泉这一世界级遗产也将面临干涸枯竭的危险［３，１４］。 １．３水资源短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由于祁连山雪线上升，加之人口增加、过度垦植、超载放牧等人为影响，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黑河及石羊河三大内陆河径流由建国初的７２亿ｍ３减少至目前的６６亿ｍ３左右，减少量达１６％［４］。据统计，河西内陆河地表水资源总量约６３．４４１亿ｍ３，纯地下水约为５．１４亿ｍ３，全区年均水资源可利用总量为６８．５８亿ｍ３，全区的人均占有量约为１４４０．５９ｍ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区人畜饮水标准约为每天５０ｋｇ，远低于欧洲和美国的每人每天１００～３００和４００～８００ｋｇ的标准，是典型的水资源短缺区域［３］。河西走廊的农业用水量占其总用水量的９２．６％，以农业为主的用水结构致使河西走廊生态用水短缺，现有生态耗水量小于最小生态需水量６．３４亿ｍ３［１５－１６］。生态用水短缺，造成植被衰退、河床淤积及大面积超采地下水等，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恶化，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２草原是河西走廊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