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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老龄化功能和推广途径 老年人寿命延长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着社会和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紧缺、抚养比上升、养老金支出增长、医药卫生费用膨胀等问题;另一方面又闲置一大批健康、富有活力和有参与意愿的老年群体。产出性老龄化意在转变人们原有看待老年人的消极观点，鼓励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社会、家庭做出贡献。产出性老龄化提出以后，随即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理论研究也向纵深发展。 一、产出性老龄化:内涵与由来 “产出性老龄化”英文为“ProductiveAging”，其中，“Productive”意为多产的、富有成效的、生产的，其词义最先应该和经济领域相联系。“产出性老龄化”概念最先由美国西奈山医学院国际长寿中心主任RobertButler在1982年提出，意在强调老年人仍有“生产率”，他们对经济对社会的发展仍然可以做出贡献。随后，一些学者分别以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视域对产出性老龄化内涵进行深化与扩展，涵盖范围涉及自我照料、提供照料、志愿服务、终身学习、就业和社会企业等诸多领域，“产出性老龄化应该是包括就业、参与既有政府和私人举办的各种志愿活动以及一些非正式的对朋友和邻居的照顾性活动”［1］。按学界当前普遍看法，一般将产出性老龄化界定为“老年人参与有报酬的或无报酬的商品生产及服务供给的活动”［2］。它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有报酬的经济产出，是指老年人延迟退休或再就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创造经济财富。在经济领域，老年群体虽不再有体能上的优势，但多年的工作经验和阅历使他们在智能上略胜一筹，在适宜的工作岗位上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不仅可以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和减轻社会抚养负担，而且还可以缓解劳动力市场供应不足的压力，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老年群体的经济产出优势已为多数国家所认可和接受，现如今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和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来推动产出性老龄化。如在美国，为保障有能力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继续就业，20世纪70年代修改了雇佣中年龄歧视法令，禁止在任何年龄段的强迫退休［3］。其后，政府又推出了AMWI、SCSEP、AACC等政策项目，为老年人就业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机会［4］。 二是无报酬的非经济产出，包括参与志愿活动、担当家庭照顾者以及自我学习、提升生活品质等等。产出性老龄化并不仅仅强调老年人对经济的促进，同时也强调他们在非经济领域的默默付出，在这些无报酬的领域中，老年群体直接创造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间接的创造着经济价值，这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同样不容小觑。首先，在志愿者队伍中，老年群体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有时间有热情，活跃在不同的志愿者岗位中。据Rozario统计，在美国大约有1/4的老年人在从事着没有收入的志愿性工作，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他们每年平均志愿服务的时间为96小时，创造了大约价值44亿美元的财富［5］。其次，在家庭中，老年人照顾自己和照顾配偶，既减轻了子女负担，也节省了国家养老资源;同时，老年人还担当部分家务劳动和照顾孙辈重任，使年轻一代能以充沛精力进入市场和社会。最后，在自我提升方面，老年人通过继续学习与自我调整，更好地适应社会，使自己能跟上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过上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产出性老龄化是一种全新的老龄化理念，要全面理解产出性老龄化，必须厘清两个区别:一是产出性老龄化与传统老龄观区别;二是产出性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区别。 在与传统老龄观的关系方面，可以说，产出性老龄化是对传统老龄观的一种挑战与颠覆。传统老龄观视角下，老龄化代表着退化与弱势，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消极影响。社会方面，庞大的老年群体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更多的关注与资源，在不断膨胀的养老金和医疗费用支出面前，年轻一代的资源被老年群体更多的占用，也引起了代际间的矛盾。经济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重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减少和“坐吃山空”的纯粹消费者的增加，不利于国民财富的投资和积累，从而阻碍经济发展。文化方面，老年群体的固步自封和对传统的留恋不仅使其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面前不知所措，而且起着不容忽视的阻碍作用。与传统老龄观的悲观态度相反，产出性老龄化对人口老龄化持积极乐观态度，认为老年群体并不是被动与消极，而是主动积极并能承担自身应有的使命和责任;同时，老年群体并不是发展的负担和累赘，而是发展的推动者，能够为家庭和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 积极老龄化与产出性老龄化一样，都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人口老龄化，主张开发老年资源。然而，两者并非完全等同，而是有着较大的不同:侧重点方面，积极老龄化更为注重保持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通过社会参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