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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在国外影视传播异变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游记》开始走出大陆，港澳地区以及国外对《西游记》的影视改编开始出现，香港电视台曾多次改编《西游记》。日本在《西游记》的跨文化影视传播中亦非常有代表性。1978年10月，日本人第一次将《西游记》改编成电视剧并在日本电视台播出，随后日本共四次将《西游记》搬上银幕。2006年1月，由铃木吉弘制片、坂原裕二编剧的《西游记》连续剧由富士电视台播出(以下简称富士版)，很快在日本掀起了观看《西游记》的新一轮高潮。 现代影视借助图像和电子技术的再生产方式，很好地克服了语言文字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局限性，并以其大众化和直观性使《西游记》的跨文化传播实现了更大限度的拓展。然而，在文学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还有许多美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和文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些难以确定的因素的作用下，被传播和接受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异”［1］。日本影视版的《西游记》虽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且并未脱离原著基本框架，但在改编过程中，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系列的文化误读［2］、文化变异现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日本本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特征。若进一步探究，“变异是在哪个部分发生的?怎样产生变异的?为什么会有变异?”［3］ 类似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要关注的重要方面。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研究理论都反对把作品的意义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和唯一的。然而，从小说到影视，跨越了文字解读到影像阐释的视界［4］，除了原著的世界观、历史观、艺术观等会被重塑，其影像阐释也必然会打上时代精神与思潮的烙印，无论是原著的母题还是人物形象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改编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下文将以在日本影响最大的2006年富士版《西游记》电视剧为主，分析《西游记》在日本影视中的变异。 一、《西游记》在日本影视中的母题变异 “母题”(Motif)这一概念源自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其内涵和外延历来有着不尽相同的阐释，美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史蒂斯汤普森(StithThompson)广泛搜罗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故事和叙事诗歌，从中提取母题两万余个。他对母题以及母题和类型之关系作过权威性的解释:“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5］可见，母题不仅是叙事作品中能够延续传统积淀的成分，还具有一种普遍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一个民族甚至是人类共同的集体无意识，能够勾勒出一种文化中共同的文化心理。因此，对母题的挖掘与表现往往体现出一部叙事作品的民族性与深刻性。 在日本影视版《西游记》中，原著母题出现了一些看似普通实则深刻的变异。 首先，继承了历险母题，强化了伙伴和团队的重要性。在各种日版《西游记》影视版本中，基本都继承了历险的母题结构。从1978年的电视剧版本到2006年富士电视台推出的11集连续剧，以及2007年暑期最新推出的电影版《西游记》，唐僧师徒无一例外都是历经劫难才终成完满。所不同的是，在日本版《西游记》的历险母题中，强调了伙伴和团队的作用。在富士版《西游记》中，三藏法师救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向他介绍已经收为徒弟的八戒和沙悟净时说:“这是我的两个伙伴。”一开始便强调了伙伴的关系定位。日本改编后的《西游记》电视剧与电影中，虽然三藏法师、悟空、八戒、沙悟净的身份还是师徒四人，但较之原著少了些师父、大师兄、二师弟之类的等级观念，更多强调了一种团队关系。 其次，弱化了反叛母题，突出了勇气和正义之心的重要性。在1978年版的电视剧《西游记》中，尚有反映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不过重点表现了如来对孙悟空的收服。在富士版《西游记》中，已经完全省略了孙悟空出生以及大闹天宫的情节，一出场就是师徒四人，只是用回忆的方式提到了三藏法师从五行山下救出悟空的场面。富士版《西游记》首集便开宗明义突出了坚信正义之心的重要性。三藏法师为救师傅的女儿，甘作替身去当祭品，深入魔窟，在遭到出卖后，他依然深信师傅的无辜，最终震撼了师傅，打败了魔王。类似的情节在剧中多次出现，渲染了三藏法师对正义不败的坚定信心。另一方面，与原著中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了“成佛成圣”的目的不同，富士版《西游记》中孙悟空与三藏法师相约去天竺取经是为了感受人类勇气的重要性，驱逐没有父母、独处天地间的孤独感，完善他那颗石猴的心灵。 第三，引入了婚恋母题。婚恋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西游记》原著的婚恋母题是非常弱化的，唯有猪八戒因难断“色戒”留下无数笑料，与取经的原旨相背而带有一种诙谐调侃色彩。而在富士版《西游记》中，感情戏的成份明显加重。除了三藏法师一如既往没有任何“绯闻”，悟空、八戒、沙悟净则无一例外都有荡气回肠的恋情故事。《温泉之国》中，因猪和妖怪的双重身份而深深自卑的八戒得到了漂亮姑娘春丽的